朝戈金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与文化遗产

“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

朝戈金（蒙古族）

这一组文章围绕“一带一路”，主要从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文化遗产等不同角度展开讨论，有鸟瞰纵论、有个案剖析，却无不指向丝路经验的总结，丝路精神的阐扬，当是对当前各界热议的“一代一路”话题的一个积极回应。

朝戈金文章从“遗产”或“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入手，辨析了这些概念变迁与国际社会从尊重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角度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联，揭示了非遗保护所具有的超乎文化领域的深远意义。阿地里文章以《玛纳斯》为对象，从其口头演唱传统的承接，看19世纪以来我国与中亚地区民间文化交流的走势和特点，特别将口头史诗传统的传播和互动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典范。热依汗文章讨论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共享情况，她主要以曾在中亚地区广有影响的《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五卷书》《四卷诗集》等为例，揭示其历史传承脉络和至今依然构成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化因子的现状。朱刚的论文以跨体系的国际合作的事例为经以“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和理念，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间对话、建设和平文化在目标上是一致的。虞耕的文章，以书评方式，把回族传统文化考察的一个“个案”，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积淀、经验结合起来，把著者的思绪和怀想，置于评述人的观照之下，从视角的“换位”与互动关系深刻揭示了丝路经验的可贵，丝路精神的价值。

提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遗产”或“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和拓展。这一进程反映了国际社会从尊重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角度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努力，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持续在文化领域制定多边准则有着直接关联。而传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文化遗产保护，也随之越来越具有超乎文化领域的意义。通过梳理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的出台及其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进而对非遗名录项目进行大致的分析，就会发现以文化多样性推广人类共同遗产这一理念，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事情，而是越来越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涵发生深度关联，也在“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代实践之间成为可资深入观察和总结的研究场域。

关键词：文化遗产；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

年3月27日，习近平造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在其演讲中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这一重要思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年8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体系建设”。那么，从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回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称“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遗产领域制定的多边公约，进而思考当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在21世纪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多维图景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兼及如何让中国多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中转化成不同文化间的对话资源，从而更好地实现“民心相通”这一“五通”之本，这些问题的讨论便构成了本文的基本工作

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教科文组织陆续出台了若干国际标准文书以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包括《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世界版权与邻接权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下称“世遗公约”）、《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下称“水下遗产公约”）、《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称“非遗公约”）以及《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下称“多样性公约”）。教科文组织的持续发力也反映了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文化与发展”这一命题已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尤其在“文明冲突论”和9.11事件的影响下，以承认并尊重“文化多样性”为主题的文明间对话、文化间对话和宗教间对话也频繁进入联合国系统的议事日程。作为承担教育、科学、文化、传播的政府间组织，教科文组织不断发展公约、建议案和宣言以及指导方针，一方面通过多边公约帮助各国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吸纳各国的国内立法、行政的实践和政策。年3月至4月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政府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会议并通过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该计划明确指出：“更新遗产的传统定义”，并承认所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化遗产类别，尤其是文化景观、工业遗产和文化路线；加强对包括口头传统在内的遗产的研究、清查、登记和编目工作，以便能够为实施传统和科学的保护政策制定适当而有效的文件。

在此进程中，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指涉越来越广：不仅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物质遗产，也指植根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非物质遗产，尤其是那些与人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仪式、节日、传统知识和传统手工艺等文化表现形式。这样的拓展显示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双重导向：一则引导人们承认“共享遗产”，并将之作为“人类共同遗产”来进行表述；一则引导人们承认文化多样性及其型塑的多重文化认同，并将之视作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创造力源泉。以下，我们围绕几个重要公约作一简略梳理，以便对目前全球范围的文化遗产保护与话语资源的相互关联形成大致的把握。

年《世遗公约》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存的保护融会贯通，在认同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同时强调二者之间的平衡。在该公约框架下，遗产主要包括自然和人工环境中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例如具有历史、美学、考古、科学或人类学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等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名录》中以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自然文化混合遗产三类作划分。随后，在该《公约》长达45年的实践中又发展出了更为广泛的遗产类型。迄今为止，世界遗产委员会已识别并定义了几种特殊的文化与自然遗产类型，包括文化景观、城镇、运河与文化线路，并制定了具体的指南以便对这些遗产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进行评估。诚然，这种开放性的拓展与文化多样性的讨论也有着内在关联，而与遗产相互依存的地方社区对保护这些遗产及其环境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随着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于年7月12日在波兰克拉科夫落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已达处，涉及个缔约国；其中文化遗产处，自然遗产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35处；另跨境遗产占37处，濒危遗产占54处，还有摘牌2处。个《世遗公约》缔约国中还有26个国家尚未产生世界遗产名录项目。

教科文组织于年发起世界记忆工程。其目的是实施其《组织法》中规定的保护和保管世界文化遗产的任务，促进文化遗产利用的民主化，提高人们对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和保管的必要性的认识。从概念上讲，世界记忆工程是世界遗产名录项目的某种延续，但侧重于有世界意义的文献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记忆机构或民间社会及非政府组织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手稿、口述历史的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截至年10月6日，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12届会议在阿联酋阿布扎比闭幕，各国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和文献集合达到份。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期间批准的《关于保存和获取包括数字遗产在内的文献遗产的建议案》（年）已成为迄今为止保护世界文献遗产的“标准工具”（normativetool），并将电子形式的文献也纳入了保护范围。

年《水下遗产公约》规定，“水下文化遗产”系指至少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的遗迹，如遗址、建筑、房屋、工艺品和人的遗骸，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船只、飞行器、其它运输工具或上述三类的任何部分，所载货物或其它物品，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具有史前意义的物品。古沉船、沉没的城市、被水淹没的洞穴和其它对人类具有重大文化或历史意义的水下遗存在该公约中被给予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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