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着点迈向社会主义社交媒体的数字减速

慢着点！迈向社会主义社交媒体的数字减速

杰米·兰杰

余丞轩译，同济哲学20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Rosa）认为，已经出现了三种社会加速系统（技术加速、社会变革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本文认为，数字想象，特别是由“普遍的”社交媒体平台策划的，导致了多米尼克·佩特曼（DominicPettman）所称的，主体的“超调制”（hypermodulation），这有助于资本主义现状的再生产。因此，我在这里认为，社会主义的数字方法必须致力于罗萨所说的意识形态减速（或者说对立性减速），以抵消这种趋势。

有人认为，数字社会学文献（digitalsociologyliterature）在当代扮演的关键角色之一便是辨认与解决“材料与数字、人和机器的纠缠性质”(Selwyn，25)。具体说来，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台”社会，在那里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被平台所渗透(vanDijck等)。因此，为了让社会加速主义理论能够合理地描述我们的当代情况，人们便期待在数字领域找到一些切实的后果。

克里斯蒂安·福斯(ChristianFuchs)从批判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当代传播理论，特别是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方面。他认为，社交媒体的运作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带来的从属和统治关系——这是该生产方式的先决条件(Fuchs,)。福斯讨论了他所说的“互联网交流的主客辩证法”。他认为，作为与社交媒体客体互动的主体，人类利用社交媒体的技术来创建、分享和交流，用其协作企业，也用其培育在线社区。通过这些交流实践，他们的社交媒体世界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世界，“真实”不仅意味着物理意义上的存在，即存储在计算机服务器上，可以通过设备访问，而且也在心理层面上变得更加具体和客观。

在网络世界中，栖居其中的各个社区得以表达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感想，无关正误，并生产这些微型社区独有的话语，导致前所未有的意义的互动可能性。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发展，网络世界渗入了“真实”的世界，因为网络对话使用的缩写与话语标记在线下变得更加普遍，因为我们对社会其余部分使用互联网的频率的预期发生了变化(Fuchs,)。举个例子，当人们无意中听到一个青少年在开玩笑时说“lol”（微笑的表形）而不是笑的时候，人们会遇到一种不和谐的体验，因为这模糊了线上和线下话语之间的界限。

福斯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高度对立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并愿意与不同社区分享、交流、合作和认同时，社交媒体才能存在。但以上这些行为虽然在网络领域受到社交媒体企业的鼓励，它们恰恰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个人主义文化的盛行，因而在客观的现实社会中鲜见的。个体利用社交媒体企业，作为坚持福斯所说的“新自由主义表现原则”（neoliberalperformanceprinciples）的手段。社交媒体究其实际，其实是一种装扮成社区体验的高度孤立和个人化的用户体验，在自我呈现的“表演”的幕后，是福斯所说的“社交媒体的私有财产特性”(Fuchs,)。福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想法：

在社交媒体的光鲜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将用户数据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的事实：你不需要为访问Twitter、Facebook、谷歌或YouTube付费。用户获得的使用价值似乎是这些平台所提供的即时社交体验。个人数据的商品性质不会立即显示出来，因为用户体验到的使用价值似乎不存在金钱交换(Fuchs,)。

换一种说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语言之外，社交媒体将自身呈现为一种与朋友分享事物的免费工具。事实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平台，通过精巧的自我展示，你在这个平台上向广告商提供关于你的生活、价值观和偏好的信息，最终你将沦为一种商品。这里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命令，它命令你要享受社交，你不仅要作为自由主体体验游戏规则，而且要作为娱乐主体，将消费作为一种仪式性的快乐形式来体验；现在，我们都是享乐主义者。福斯认为：

游戏劳动（Playlabour）是资本主义的新意识形态：客观上的异化劳动现在却对工人表现为乐趣的创造性、自由和自主性。职工应该要享受、热爱客观异化过程的思想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和管理理论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策略。“脸书劳动”便是作为新资本主义精神一部分的游戏劳动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Fuchs,)。

作为消费者，主体通常是自由和自主的，他在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收入范围内，通过进入市场经济，按个人意愿购买商品来行使这种选择权。为了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体系必须将自己呈现为所有可能体系中最好的那一个，而企业媒体是维持这一含蓄信息的同谋，从而保持消费者主体的代表性，进而维持霸权地位。社交媒体将其在线平台呈现为纯粹是为了我们的使用和娱乐，甚至是呈现为他们公司的善举；Facebook利用的是“分享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和联系”；YouTube想要“联系、告知和激励全球各地的其他人”；Twitter想要你“与人们联系，表达自己，发现正在发生的事情”(Fuchs,)。

所有主要的社交媒体企业都表现得乐善好施，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P2P互联网愿景一样仁慈，或者像那些有社会意识的数字孵化器们所免费提供的开源软件一样：除了它们不同于电子民主主义者的乌托邦梦想，也不同于维基百科(Wikipedia)或Linux等其他公司提供的工具，这些社交媒体公司在证券交易所的市值高达数十亿美元，尽管它们的口号依然在暗示着更高的叫价，完全不受市场需求的束缚。

福斯的主要主张是，社交媒体的行为方式和它希望在最终用户面前呈现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社交媒体的目的是组建团队和交流信息，让我们走到一起。然而，资本主义颠覆了这些新发现的交流可能性，并“培育了新形式的剥削、商品化、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Fuchs,)。当社交媒体用户上传图片、给朋友发短信、在网上表达自己时，他们正在将数据输入一台机器，而这台机器的主要功能是将数据足迹转移到公司出售的产品中，他们以一种鼓励你重新找回自我的方式向你做广告，目的是向你展示一系列商品的购买预期。

尽管对社交媒体和资本主义剥削之间的关系存在诸多疑虑，福斯依然认为技术中有着解放的潜力：“[它]指向着，并与其他技术一起形成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在这个社会中，物质和信息生产手段受到集体控制”(Fuchs,)。然而问题是，社交媒体企业满足于服务资本主义现状，埋没了其自身的政治可能性，并提供了新形式的“剥削和意识形态”(Fuchs,)。社交媒体将消费者转变为消费主义者，转变为在游戏的幌子下被迫为企业利润而劳动的个人。福斯认为：将Facebook视为一家通信企业是错误的：它不出售通信或通信渠道，而是销售用户数据和定向广告空间。Facebook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Fuchs,)。尽管社交媒体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交流的能力，但它们的运作更像是一个在线约会机构：在帮助人类建立羁绊的漂亮牌坊下，为企业合作伙伴和潜在消费者牵线搭桥。只是，由于用户没有认识到这种对自己数据的操纵，这一切或许更类似于瞎相亲（blinddate），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被设计了。

福斯对社交媒体，特别是引领潮流的主要企业平台的分析，让人想起理查德·西摩(RichardSeymour，年)所说的“推特机器”(TheTwitterMachine)，他所指的是保罗·克利(PaulKlee)的油画，画中的机械鸟引诱那些被它们的歌声迷住的人，使他们掉入下方隐藏的峡谷。下文将讨论多米尼克·佩特曼(DominicPettman)对社交媒体主观性的描述，上文福斯对社交媒体经济逻辑的描述将使他变得更有说服力。

01

超调制（Hypermodulation）与

生活节奏的数字加速

回到社会加速主体的话题上，朱迪·瓦克曼（JudyWajcman）（，5-6）指出，存在着“对时间紧迫感的不同感觉以及触发这些感觉的一系列机制。”在数字背景下，我们似乎可以说，社交媒体，特别是通用平台（注1）对当代主体性的这种影响负有主要责任。我们可以说，那些最大的平台在许多方面，无论是在内部复杂性还是自治系统方面都与国家相似。

紧跟着克里斯蒂安·福斯(ChristianFuchs)对用户体验的分析，多米尼克·佩特曼(DominicPettman)认为，社交媒体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量身定做的独特体验，在其中我们身份的个性是至高无上的，它的形式是无限的，因为“没有两个人会走过相同的分支道路”(Pettman，Xi-xii)。他的方法论也借鉴了批判理论，与消费者-公民的现代世界进行了沟通，他声称“我们徘徊在旧的人的概念之间——一方是有权利、责任、性格、代理、身份等等的公民--另一方是新兴的存在类型——有渴望、喜好、档案和意见的消费者，在我们身后留下了一条饼干屑的痕迹”(Pettman，6)。佩特曼援引吉尔斯·德勒兹(GillesDeleuze)和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等思想家的概念框架，认为主体性已经失去了“场景”（scene），取而代之的是“猥亵场景”（ob-scene），也即“公共与私人、自我与他者、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传统区别已然被侵蚀，取而代之的是，主体的身份取决于它对更广泛技术设备的消费、流通和图像的产生。特别是

社交媒体带来的“狂喜”绝对不是一种压倒性的兴奋或幸福感，而是认同、安慰、自我强化、凡尔赛文学（humblebragging）、恶名、好奇心、羞耻以及其他一系列温和但共同意义重大的微小而平凡的时刻组成的星系(Pettman，10)。

将这种对社交媒体的描述与佩特曼之前围绕主观性的谈话联系在一起，佩特曼提出了令人信服的主张，即认为社交媒体主要不是用来娱乐的，而是为了强化我们的身份，确保我们在同龄人面前的可见性。佩特曼探讨了用户愿意将个人信息、照片、视频、对话日志和其他数据提交给企业平台以保持他们的网络可见性背后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原住民正在“成为‘外在主体’（exo-subjects），他们向虚无中发送自拍，以此寻求对线上自我身份的确认”(Pettman，10)。当用户操弄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确保他们字面意义上的在场感，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存在得到了认证，网络空间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空间，人的身份以一种需要现实世界主体管理的方式被永久存储在网络空间；倘若不然，一个人的身份可能会被外部力量塑造，比如别人可能会用丑照给你贴标签，上传令你尴尬的视频，或者在这些公共平台上被人批评而你却没有方法行使申辩权：这样看来，福斯的“游戏劳动”（playlabour）概念甚至显得有些乐观过头；策划一个能够在网络空间蓬勃发展的水平的账户是一项毫无乐趣、无偿的工作，然而这确实是所有数字领域原住民生活的应有之义。

DominicPettman

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与社交加速的后果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可以在网上表达自己，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平台来宣传我们的业务，支持我们的爱好，追求我们的个人兴趣，我们慢慢地开始被这些成瘾性极强的技术灌输，以至于会更频繁和更强烈地做这些。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立即获得最新消息，而不是必须在六点钟的新闻节目中听到所有消息，这意味着人们会不停地查看手机：“仿佛有一天，它会给你带来期盼已久的信息”(Seymour，69）。

佩特曼认为，当代主体正被以下的方式主导：“超调制（hypermodulation）：试图分散我们对我们确实被同调（beingsynchronized）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事实的注意力”。争论的焦点是，社交媒体的意识形态机器先是会用小范围的内容爆发来分散用户的注意力，这些内容会引发各种情感状态，通常与其他用户在不同的时间，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扩散。因此，我们的情绪状态被分割，被简化为一系列反应——对用户特制的算法所馈送的新闻图像、报道或行为做出的快速、尖锐的反应。他认为，这使用户对社会现实的体验变得扁平化，社会现实被认为是一系列无关的、混乱的微观事件的集合，缺乏形成连贯的总体社会叙事的基础。社交媒体将主体扯得支离破碎，试图通过策划诱导他们的用户反馈来构造回音室（echochamber），或者通过抛出未经证实的结论来形成一种凝聚力的认同感。

不同于对批判理论的传统理解，即我们“总是已然”（alwaysalready）成为主体，因为我们是在已理解问询过程中使用的记号、象征和语言的情况下来认知这个过程的，然而媒体表象造成的碎片化会导致用户“总是几乎”（always-nearly）成为主体。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并不确定：意义探求总是被无限的分心所推迟。佩特曼认为，这种分心并非用来分散我们对原本会看到的事件的注意力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社交媒体之所以会让我们上瘾，是因为它会让我们分心，因为它会用大量的解释、评论和对事件的反应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这些通常是被遮蔽的：正如政治事件总是被广泛的报道所扭曲涂抹，而不是保持不为人所知(Pettman，11)。

互联网为其用户提供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信息，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社交媒体是人类目前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的最复杂的尝试，目的是提供持续的社会经验报告，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互联网将用户自主生成的档案资料视作为定位此信息的位置。佩特曼的暴论（provocation）是，社交媒体通过向你展示正在发生的事情来保护现状，但这些是一系列看似无关的体验节点。社交媒体在一些时候装作你的同伴，这样你就可以孤立地发泄对不公正的愤怒，而不是在集体愤怒中找到抗议或抵抗的手段。通过不加区分地显示所有信息，并以同样的紧迫性和直接性呈现这些信息，它会给用户带来一种“扁平化”的影响：“具有潜在历史意义的问题，比如民权问题[…]。现在都被扁平到与可爱动物或令人讨厌的名人一样的同质、空白的数字空间中“(Pettman，35)。重要的政治事件甚至是更大的社会世界因为这些从不同的角度接受的，对众多事件的不同解释和媒体表述而显得混乱和难以理解，这阻碍了积极的政治参与。

然而，佩特曼之后的分析未免有些倾向于阴谋论，例如他声称“当一个人对经济不公或否认气候变化而大发雷霆时，另一个人却对着可爱的猫咪视频咯咯地笑，这可以是相当蓄意的[…]这种模糊的愤怒构成了真正社会变革的燃料，我们可以安全地在网络上引导它。”(Pettman，29-30)这一有争议的说法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提出的，不禁令人怀疑，它的分量最多也就是一种文学修辞，算不上明目张胆的指控。我们可以合理地辩称，社交媒体在网络中产生这种情感反应的循环是平台结构的偶然结果，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让人感觉是故意的。

之后，佩特曼举了一个举了一个Facebook的例子：Facebook承认“对用户进行了实验”以确定他们能够通过“情绪传染”传递信息的程度：平台的积极干预和操纵最终导致无关的人体验到同样的情绪状态”(Pettman，82-84)。声称社交媒体平台正在实施一种系统性的故意干预战略与声称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无论如何证明了自己有能力这样做，这两件事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他们有能力这么干未必意味着他们一定会这么干。不过话又说回来，鉴于关于科技巨头的爆料和丑闻层出不穷，以至于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你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和我的结论有所不同，如果佩特曼一直都是正确的，这又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呢？

回到对主体的心理暗示，佩特曼认为社交媒体造成的迷失方向会产生“情绪失调”（emotionaldissonance），因为当用户被各种话题拉向不同的方向，导致完全不协调的情绪状态时，“人类文化的道德等级体系崩溃成一幅民主的漫画，其中所有元素都是平等的”，在其中你可以“被种族间友谊的视频迷住了”，在此几乎同时又“对最新的犯罪镜头感到厌恶”(Pettman，37)，这一切导致事件模糊成一个个引发虚拟反应的时刻，一次点赞，一颗爱心，一份分享，一条推特。

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混乱不堪、难以挑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体被引诱进入社交机器，没有在现实社会中进取的动力，从一个分心转向另一个分心。尽管佩特曼设想了一个社交媒体设计者们为了某种邪恶的政治目的而故意在模型中分散人们注意力的世界，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可信的解释：超调制（hypermodulation）并非什么政治阴谋，而是平台的资本主义激励结构的无意后果，平台资本主义的激励结构受到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影响。换句话说，超调制是由生活节奏的数字加速引起的，因此数字减速，即用情感条件敏感的替代方案取代通用平台，可能会提供一种纠正方法。

02

思考减速

当罗萨谈到减速时，他认为减速是以五种不同的方式发生的：第一，生物生命的自然和人类学上的速度限制；第二是目前现存的减速绿洲，要么是因为他们主动避开了现代性，例如美国的阿米什人族群在被排斥、孤立的部落生活中避开了现代性，要么是因为在他们的过程中需要减速/生产性耐心，比如威士忌的生产；第三，减速可能是加速的一个功能失调的副产品。第四，功能性(加速性)减速，例如，当时间紧迫的公司经理花时间在瑜伽静修上“减压”，以便他们可以在没有倦怠或意识形态减速（对立性减速）的情况下重返加速的职业生涯，又比如历史上的卢德主义者(Luddites)或当代的“深生态学”（deepecology）无政府主义运动；第五，也是最后一点，狂热停滞导致的结构和文化惰性得到了社会学和理论中一度流行的主张的支持，即“现代社会没有新的愿景和能量可用(因此最显著的是“乌托邦能量”的缺席)”(Rosa，38-39)

我认为，数字社会主义的减速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减速（对立性减速），承认结构和文化惰性，这将拒斥一些不持这一论点的的社会学主张（注2）。数字社会主义的减速拒绝了一下的观点，即我们拒绝了历史的终结，认为这种乌托邦能量的缺乏是因为集体贫困，或者是对激进政治思想的缺乏认识(对于原因有不同的理论)。通过罗萨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在某些情况下，减速可能是一种功能失调的后果，例如，每个使用一项新技术的人都会导致该技术出现故障或速度减慢(想想一款备受期待的电脑游戏发布日服务器崩溃的情况)，甚至还有一些情况是为了进一步加速而故意在系统中加入减速(我的一个相当愤世嫉俗的例子是，公司给员工放周末，这样他们就可以振作起来，在工作日提高工作效率)。而在这些假定的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工程会是什么样子的？“现代性”又在罗萨的作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当许多人都会认为在这里“资本主义”可能是更恰当的描述时？

如果现代性的发轫并不是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发轫，那它又是什么呢？忽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即除了允许过度社交的技术进步之外，还有外部财务压力逼得我们觉得真有必要一次发送50封电子邮件。我们走得更快是因为我们必须走得更快，因为我们可以走得更快，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老板说，如果我们可以，我们就应该，如果我们不照做，他就会让我们滚蛋。罗萨认为，他的社会加速理论的优点包括它能够解释现代性的生产和消费体制的转变——从早期现代性到经典的，福特主义现代性等等到一直到“晚期现代性“(Rosa，54)。罗萨说，他并不认为加速是社会的基础，他认为加速是“一种动力，它的驱动力以及它的逻辑、规律与变化”(Rosa，54)尽管我认为利润动机是变革的主要引擎，但在本文对社交媒体的分析中，这些相互矛盾的解释倒并不一定相互冲突。然而，社交媒体与其平台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关系似乎是主体“超调制”背后的驱动力，因此社交媒体的减速要么将通过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对来实现，要么，有趣的是，它将通过一个功能性加速项目来实现；换句话说，通过鼓励“数字戒毒”的产品及服务的市场的不断增长。资本主义试图解决它自己制造的问题：一种被“幸福产业”利用的犬儒主义现象(Davies)。

罗萨巧妙地阐明了自由民主主义现代性的核心矛盾，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主体性，它赋予行动和决策的自主性以使我们成为人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矛盾的是，它又削弱了我们这种前瞻性行动和决策的能力，这种能力被渗透并主导我们社会结构的控制系统所掩盖。而社会主义工程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阻碍了自由民主所承诺的自治，因此，过渡到另一种物质状态，同时配合更激进的民主文化，将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解放的政治目标。

罗萨观察到，“在后现代政治中，决定未来政治的不再是(如果曾经是的话)更有力的论点，而是怨恨、直觉、暗示性隐喻和形象的力量”(罗莎，56)，可以说，罗萨认为这一政治话语是社会加速的文化后果，越来越多地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和传播。

03

论社会主义加速与社会主义减速

正如许多熟悉当代左翼理论的读者所知的那样，正是在这里，罗萨对加速主义的描述与对左翼加速主义作为政治立场的描述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当尼克·斯尔尼切克(Nick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Williams)()提到“加速主义”政治时，他们指的是资本主义及其相关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应该加速，而不是被克服，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加速被认为是利用受资本主义范式限制的技术能力，而不是与对社会和文化变化的更一般理解相联系。通过将当代形式的技术加速描述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表面上是在将社会学文献中使用的框架政治化。讽刺的是，在斯尼切克和威廉姆斯使用该术语的背景下，我称为“数字减速主义者”的政策很可能被视为加速主义。

罗萨和左翼加速主义者都同意，资本主义本身不应对我们当前的状况负责：“左翼加速主义始于这样的前提，即去辖域化的力量不是资本主义本身，但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一种解放运动的表现，资本主义的再辖域化动力已经系统地(但从未完全)压制了这种运动”(Wolfendale)。然而，他们出现分歧的地方是在政治实践部分：罗萨和其他人看到了现代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不可阻挡的问题，而斯尔尼切克、威廉姆斯和其他左翼加速主义者则看到了机会：但为什么呢？社会学文献和左翼加速论者立场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并不认为技术社会加速的过程是一条通过现代性的连续路径，而是将我们的当代形势描述为接近临界点、破裂和破坏：例如，亚伦·巴斯塔尼(AaronBastani，年)认为，我们正在接近资本主义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我们的世界必须面对以下五个危机及其后果：气候变化，老龄化和自动化导致的技术失业--势必削弱资本主义自我复制的能力“(Bastani，48)。换句话说，罗萨认为世界可能会因为致力于加速而崩溃，而左翼加速主义则更愤世嫉俗(对资本主义)，对未来的前景则不那么悲观：

资本主义已经开始限制技术的生产力，或者至少把它们引向不必要的狭窄目标。专利战争和想法垄断是当代的现象，既表明资本需要超越竞争，也表明资本对技术的态度日益倒退。新自由主义的适当加速增长并没有减少工作或压力(Williams和Srnicek，)。

左翼加速主义者希望进一步推动技术社会加速，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限制性的约束性因素，正在限制我们的技术能力。全球经济现有的基础设施不应被摧毁，我们应好好加以利用，以满足人类需求，推动我们迈向后资本主义的未来。然而，鉴于之前所描述的超调制是当代社交媒体系统产生的主体性这一说法，我认为数字社会主义的方法必须是减速主义的，这样才能抵消这种趋势。正如结论中将证明的那样，我所倡导的数字减速主义政策似乎与其他领域更广泛的左翼加速主义计划兼容，尽管在这些立场以及作为一个概念的这些不同解释之间寻找妥协并不是本文的明确目的。考虑到加速主义最近在当代左翼和右翼中都是一个流行的概念，而且它在互联网上的政治圈子中特别显眼，我认为区分罗莎对社会加速的描述和他的框架中出现的含义是有价值的，以及“加速主义”被一种不同的、偶尔有重叠的文学解释为一个过程的方式。

04

结论：迈向社会主义社交媒体的数字减速

因此，用罗萨的话来说，社会主义政治就是一种希望“减速”社会的政治，只要它想要破坏资本主义持续增长的逻辑，并削弱由疯狂的停滞所驱使的焦虑的主体性。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主义项目中，可能会有许多加速主义者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例如，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进步；支持精简和强大的福利国家的人工智能驱动的官僚机构，等等)，但由于本文的有限目的，我将重点讨论社会主义如何应对社会加速给社交媒体带来的问题，以及如何最好地抵消这种趋势。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我们的社交媒体活动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批判性参与的错觉，同时也强化了全球平台的霸权盈利能力和无处不在的地位，超调制导致了佩特曼所描述的那种被动、不确定和迷失感，那么任何削弱这些影响的尝试都将是对数字减速项目的微小但实质性的贡献，从而打击再生产现代性资本主义现状的情感条件。

在个人层面上，马库斯·吉尔罗伊-威尔(MarcusGilroy-Ware)在年出版的《填补空虚：情感、资本主义和社交媒体》(FilltheVoid：Emotion，CapitismSocialMedia)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抵消佩特曼所说的超调制，并削弱这些数字机构的主导地位。吉尔罗伊-威尔建议限制在互联网上花费的时间，花时间研究和使用独立的/符合伦理的/分散的替代用数字产品，限制你同意提供的数据量，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来破坏通用平台算法的预测潜力来破坏数据，并抵制想要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和被人看到的冲动(Gilroy-Ware,-)。不幸的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当人们转向更不知名的服务时，鼓励人们参与社交媒体的网络效应就会消失。就集体行动的建议而言，他建议向社交媒体公司施加公众压力，要求它们改变方式，建立自己的开放技术，支持他人建立道德的社交媒体业务，并“通过生产媒体和文化，重新树立社交媒体的理念，利用这些特征破坏晚期资本主义人为的、残酷的稳定，建设更好的东西”(Gilroy-Ware,)。

在实践中，数字减速将是对生产力驱动的个人主义文化的自觉拒绝，因为它是对那些导致疯狂停滞的条件的拒绝。因此，数字减速将作为一项实用原则发挥作用，以确保数字平台、网络和数据法律的改革在设计时总体上承诺削弱数字主体性的迷失方向体验，减少社交媒体用户的超调制，并在数字消费者和他们的工具之间建立一种与资本主义情绪的意识形态再生产不协调的新关系。以下是一些可能符合数字社会主义减速概念的例子，尽管是非常宽泛的：

?无限期的平等讨论的数字空间，由与观众的互动支持（直播流媒体的合作软件模式，而不是企业拥有的社交媒体反应）

?社会主义监管将某些应用程序变成非营利性的，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允许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点对点连接和服务，而不需要资本家的榨取(例如，伦敦交通局需要生产Uber应用程序)；

?设计一个独立的、受监管和验证的推特风格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适用诽谤法，并受到新闻监管机构的监控(即它将是一个缓慢的、事实的推特，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通过播放量和打赏来获得报酬)；

?建立一个国际最高法院，由技术创新者、知识产权律师(或考虑到我们社会主义雄心的规模，曾致力于研究已不存在的知识产权概念的律师)和伦理学家组成，他们可以做出决定，限制新兴技术的范围、规模和应用，以通过快速的企业投资来对抗剥削模式的加速。

数字社会主义工程是为了推进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与人之间进行数字传播的资本主义关系，为个人和集体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创造条件。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认可和回应数字在主体形成过程中的构成作用。因此，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交媒体在这一背景下将是“减速主义者”，意思是它将倡导改变社交媒体的物质生活，尤其是整个互联网的物质生活，这将减少由社交媒体主观性特有的数字生活节奏加快所造成的超调制。因此，数字减速的一个工作原则仅仅是这样一个想法，即任何面向数字的社会主义政治项目都应该考虑其预期干预(无论是替代平台、立法议程还是其他)如何影响其用户的主体性，并记住这样一个概念，即当前社交媒体在平台设计、网络效果和内容生产方面的趋势倾向于支持和增强现代资本主义主体性的疯狂停滞。因此，社会主义社交媒体必将是减速的社交媒体。

注释

*本文选译自原文SlowDown!DigitalDecelerationTowardsASocialistSocialMedia第3-7节，作者JamieRanger为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

注1：IPPR年经济司法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提到Facebook、Alphabet、亚马逊和苹果为‘通用平台’，理由是“它们积累了最多的数据，开发了最先进的分析能力，并获得了从地图到云计算的基础设施的最大所有权，这些基础设施支撑着所有的数字技术”(LawrenceandLaybourn-Langton，1)。在社交媒体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称为通用社交媒体平台，因为它们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知道Instagram属于Facebook，因此，它们的网络效应是汇集在一起的，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有自己的内部社交媒体市场，中国自己也创建了自己的内部主导平台。

注2：在本文中，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对以下原则的承诺：人人都应大体上平等地获得必要的物质和社会手段，以过上富足的自治和自我导向的生活；承诺以民主为政治基础，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参与塑造其生活的社会条件的决策过程(并用其纠正个人或集体的不公正)；对自由的积极解释是由对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信仰塑造的(这与平等的概念有关)。当然还有团结，正如G.A.柯亨所说，人们应该“抱有关心，并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关心彼此，也应当注意他们是否相互关心”(Cohen，34-35)。

参考文献

Bastani,Aaron,.FullyAutomatedLuxuryCommunism.London:Verso.

Cohen,GeraldA..WhyNotSoci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Davies,William..TheHappinessIndustry:HowGovernmentandBigBusinessSoldUsWell-Being.London:Verso.

Fisher,Mark..CapitalismRealism.London:ZeroBooks.

Fuchs,Christian..CriticalTheoryofCommunication:NewReadingsofLukács,Adorno,Marcuse,HonnethandHabermasintheAgeoftheInternet.London:UniversityofWestminsterPress.

Gilroy-Ware,Marcus..FillingtheVoid:Emotion,CapitalismSocialMedia.London:RepeaterBooks.

Lawrence,MatthewandLaybourn-Langton,Laurie..TheDigitalCommonwealth:FromPrivateEnclosuretoPublicBenefit.London:InstituteforPublicPolicyResearch,CommissionforEconomicJustice.

Pettman,Dominic..InfiniteDistraction.Cambridge:PolityPress.

Rosa,Hartmut..SocialAcceleration:ANewTheoryofModernity.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Rosa,Hartmut..AlienationandAcceleration:TowardsaCriticalTheoryofLate-ModernTemporality.NewYork:NSUPress.

Rosa,Hartmut..SocialAcceleration:EthicalandPoliticalConsequencesofaDesynchronizedHigh-SpeedSociety.InHigh-SpeedSociety:SocialAcceleration,PowerandModernity,ed.HartmutRosaandWilliamE.Scheuerman,77-.UniversityPark,PA: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

Rosa,Hartmut..SocialAcceleration:EthicalandPoliticalConsequencesofaDesychronisedHigh-SpeedSociety.Constellations10(1):3-33.

Selywn,Neil..WhatisDigitalSociology?Cambridge:PolityPress.

Seymour,Richard..TheTwitteringMachine.London:TheIndigoPress.

VanDijck,José,ThomasPoell,andMartijndeWaal,.ThePlatformSociety:PublicValuesinaConnectedWorld.Cambridge:PolityPress.

Wajcman,Judy..PressedForTime:TheAccelerationofLifeinDigitalCapitalis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Williams,AlexandNick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foranAccelerationistPolitics.Accessed10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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