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美学与美术史的异同读朱良志先生
知道朱良志老师的大名，是从《南画十六观》开始的。书是好书，但惭愧我没有细读。初入夏，这种遗憾幸被北京大学出版社补上了，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朱老师“石涛研究”系列三种：《石涛诗文集》（以下称《诗文集》）、《传世石涛款作品真伪考》（以下称《真伪考》）、《石涛研究》，煌煌大著，再没有不细读的理由了。君伟兄嘱我写点什么，雅意难负，我也只能冒险说点外行话了。
我对明清绘画只是有所注意，谈不上研究，刚刚落幕的“四僧画展”也去看了，只是觉得无论主办方还是观众，对“小清新”的弘仁更为偏爱，而对具有宇宙深沉气质的石涛却显得淡淡的。老实说，也可能有藏私的原因，石涛也有一套黄山图册，远比展览中弘仁的那套要好，这也是我在读书中知道的，而“石涛研究系列”出版则恰如其时。我对石涛虽爱，但也没有什么深究，只是去年夏天因为编辑《士林典藏》的缘故，才涉猎与石涛有关的文献。不过，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来写，也因开始所言的《南画十六观》自然是好书，是极赞的美学在书画实践山的论著，可终究不是某些场合所称之为的美术史著作。所以，我就得扮扮“坏人”，说些刺耳的话，不过三部大书还没读完，只能叫作札记。
《石涛研究》在十二年前已经出版，此次是修订再版，但我还是愿意将这部放到系列中的最后，作为殿军，由诗文、到鉴别，再到研究，可以将石涛书画形成一个闭合逻辑的研究链锁。这三部书在某些方面还是呈现出美学研究的习惯，但又有什么要紧，在注重学术严谨的同时，取消一些不必要的范式，也是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范式是帮助学术匠便利地完成研究任务，但对思想者来说有时则变为负累，而朱先生这三部则时而闪烁着思想之光。我们先来看《诗文集》，以赋为起，以画语录为结，中间以四言、五古、五律等诗体为编，这是很常规也是很科学的编排体例。诗人的文集且不说，像倪瓒的《清閟阁集》也是如此，但倪集是之前就已经结集的，而朱老师辑录的石涛诗文多是来自画作，多有搜求之功，更见有编排之力，亦如序中所言，“诗文编排基本依时间为序，时间未定者，依其内容大体推定”。可见其中的心力，不过其中也稍有错漏者，如《雨中牧牛诗》似应在《和王叔复》前为妥，《春日寄郑司马唐寓斋先生作楫石城三首》放在《游丛碧亭前》为宜，而《赠张南村游黄山》则要在前两诗前。因为编排体例是按序中言，而各诗的写作年代朱先生也都给出具体年份，这是在朱先生已有的工作基础上的修正，但内中甘苦自非外人所知。
诗，我是外行中的外行，只是看到了就乱说几句，而诗文作为艺术家当时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则是美术史研究中回避不了的，也在不同程度上倚重。不过，我最感兴趣的则是更大部头的《真伪考》。这部应与美术史有着更多的关联之处，毫无疑问，鉴别是书画研究的首要一部，但当西方美术史进来之后，鉴定开始变得次要起来。鉴还尤可，毕竟是涉及真伪的问题，而定，定等次的问题就成了可有可无的问题，西人不大懂，我们也跟着花费气力在并不高明的作品上。而这部书定名真伪考，可见其勇力刚猛，我早年学过文物学，深知鉴定中“断伪易，认真难”，且看书中将作品看真的部分，就知功力几分了。这也应该是美术史需要补充的部分，目前太过着急地开始作品外部的研究，而忽略了对作品本位的分析，或者根本不得法，高居翰对《溪岸图》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例子。
这里面还存在一个“望气”传统鉴定的问题，这种鉴定方法自有其生长的过程，不能截然认为是不是科学可靠，不过这已是另外的问题，不再多说。所以，以中国书画为研究对象的美术家具有一定的鉴定功夫是很有必要的，而本著则可算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其具体的鉴定方法也是利用款识、钤印等相关文献的“外证”方法，并不主要靠笔墨及其风格来断代，对不谙书画的人士有着一定的可读及操作性。款印在以往鉴定中并不作为主要的鉴定标准，但如同“望气”一样其本身没有大碍，只是看如何操作，《真伪考》中也并不是简单地看定某印对与不对的甄别，而是进行着细读，这倒是美术史的基本方法了，例如在罗汉四条屏中的图像模式以及“阿长”款、《莲社图卷》中洪正治跋的分析中都运用了细读（CloseReading）方法。无论是文本细读，还是图像细读，最重要的是在研究对象上找到前后不一的抵牾之处，这就是真伪的证据。不过，《真伪考》的每一卷章的名称过于唯美，《罗汉记》《金陵梦》《烟霞癖》《幽兰操》等，一时之中很难从目录上检索具体某件作品，需要同后面的图版目录配合一起才起到检索功能，而图版目录又无具体页码，仍需翻回头去再去查目录。
然而，终究是瑕不掩瑜。值得注意的是，《诗文集》《真伪考》最后都归结到《画语录》上，《真伪考》最后第十二卷就是以“画语录”为题的，可见作者对画语录下过极深的功夫。这里不得不说，作者是具有思辨的美学家，近年又将这种哲思实践于书画上，而石涛是最为恰当的研究对象。因为石涛在四僧乃至清初画家中，是最具有哲学色彩的一位，如《画语录》中，“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是石涛对“我”这个哲学命题的选择，若没有一些考辨思想的话，会流入只是讨论自画像等相对比较表面视觉化的材料上。朱老师最先出版的《石涛研究》恰是以“画语录”为代表的画学思想入手，开始进行这么一个复杂艺术家的个案研究。第一编“画学术语汇释”、第二编“神道渊源”、第三编“交游从考”、第四编“作品考略”，从熟悉的思想体系渐次写来，抑或能看出后面的两书的影子，甚至在《诗文集》中也有考辨的成分，如《题十萸图》诗，认为画作及书法均非石涛亲笔，但诗却是石涛所作。
不过仅仅是梳理画学或是勾陈交游圈并不能构成现代意义上的书画史研究，也不是美术史研究目的，特别是后者现在越来越与社会风貌、历史脉络相呼应。社会史与史学的侧重使得美术史越来越承担历史研究的责任，也在这种转向中，乔迅（JonathanHay）在16年前出版的《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以英文原版出版时间为准）则越来越具有典范意义。《石涛研究》的“交友从考”中花了十六张是对不同方面的交友圈的考订，也只是一种描述。而这些友朋交往被乔迅打散在“挥霍光阴”“艺术企业家”中的很多段落中，皆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或是社会现象。因此，《石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术史著作，它一上来就讨论扬州城的空间及其现代性，建立起不可脱离的历史时空，而《石涛研究》所涉及的艺术家时间、地点多少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可能在无意当中，又落回到作者更为熟悉的哲学思辨中，因为当时间地点可以游移的话，哲思才能更好地迸发出来。反映在书中，就是在“佛门辨争”“佛门友人散考”等篇章中重点考察石涛身上的哲学意味。
说了这么多，朱先生的石涛研究系列仍是不可多得的个案研究之作，可供学习的地方也非常多，只是我个人现在的阅读兴趣有所转变，更偏爱那些着眼于全球景观或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讨论之作，尽管有些的讨论缺乏严谨。遣云弄月之作不是不好，而是中西对话性有所欠缺。严格说来，中国美术史是从域外母胎里的庶子，虽然本土化的程度很高，但终究还是要同母体或母族产生关联的。不过，我有时也产生一些悲哀，在中国书画方面，美术史研究与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距离越来越大，甚至毫无相干，或许能从朱先生的系列大著中得到一丝宽慰。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编辑整理：杨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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