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爽石刻文献与北魏史硏究

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起自边鄙部族而最终成功进入华夏正统序列的王朝之一，北魏有着许多不同于中原传统王朝的特质，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研究魅力。但学界对北魏历史的探索却充满种种艰辛和无奈，记述北魏历史的传世文献极度匮乏，研究者日常面对的基本史料几乎只有一部《魏书》。

《魏书》是北齐时代编纂的一部官修史书，全书一百三十卷，百余万字，体例比较完备，内容也相对充实，放在廿四史中，也算是一部重头大作。但这样一部历史著述，却有着很多先天的缺憾。

首先，《魏书》是一部背负千载骂名的“秽史”，作者魏收因一句“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的狂语而成为无良史官的典型。抛开个人的史德与史才不论，魏收著史时所能接触的北魏国史，有很多已经严重失真。北魏立国之始，即刻意遮蔽早期部落的种种与中原礼教相悖、有违“国化”的史事，这使得受诏修史在北魏成为高风险的工作，前有邓渊撰《国记》而被杀，后有崔浩修国史而下狱。

其次，《魏书》的保存并不完整，是一部经过反复修补后的残本。今本《魏书》虽保持了形式上的完整，却存在着叙事烦简不一，庙号、谥号混乱，内容互不衔接等诸多问题。

更让人无奈的是，与两晋南朝存在众多可以参据的私家史著不同，北魏“朝法严急”，官方严格把控历史话语权，不允许独立于官方之外的私家国史著述存在。除了这样一部编纂不善、保存不完整的官方正史，中古史部著述中记述北魏历史的传世文献屈指可数。《北史》的直接文献来源是《魏书》，“文省”而“事增”者有限。此外，中古史部目录中的北魏史传极少，且全部亡佚无存，连《洛阳伽蓝记》《水经注》这类涉及北魏史事的周边史料也寥寥无几。

值得欣慰的是，北魏的石刻史料无论绝对数量还是分布广度都远较两晋南朝丰富，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所谓石刻史料，是以石质为书写材料，镌刻、书写在石头上，承载了一定语言内容的文字史料。具体到北魏时期，则主要以墓志、碑刻和造像记为主，还包括经幢、柱铭、石阙、墓砖等。

以墓志为例，由于新出墓志层出不穷，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总量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保守估计大约在一千三百方以上，以卒葬时间划分，则北魏墓志超过半数。此外，还有约一千八百余件造像记与一定数量的碑刻留存于世。大量石刻文献在所谓官方历史书写之外，呈现了北魏历史更为丰富的内容与更为多彩的细节。

中国古代石刻的制作和使用的源远流长，对于不同的历史时代，石刻文献在史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很大差别。就基础史料极度匮乏的北魏史研究而言，石刻文献不仅是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还是认识和了解北魏历史的另一扇窗口，具有与传世文献同等重要的地位。

墓志：北魏官僚贵族的群像

北魏石刻文献中最为大宗，也最常为研究者所利用的史料首推墓志。墓志是作为附葬品埋入墓中、记录墓主生平事迹的一种文献资料。北魏墓志的时间分布和地域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现存北魏早期墓志的数量很少，绝大多数墓志出现在孝文帝迁都之后，大都集中出土于河南洛阳，而在所有墓志之中，又以北魏宗室的墓志数量为最多。

崔敬邕墓志

二十世纪以前，北魏墓志存量稀少，面世多出于偶然的机缘。例如，《崔敬邕墓志》是清康熙年间河北安平农民开挖水井时发现的，《刁遵墓志》是清雍正年间在河北南皮县民在清理一座旧寺废墟时出土；《张玄墓志》出土时地不明，为避康熙庙讳，改以墓主之字称为《张黑女墓志》。时人对墓志书法的兴趣远远大于其历史内涵，这些早期出土的墓志都成了书法史上的名帖。

清末民初，出土墓志数量激增，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高潮，海外藏家的大肆抢购、海内文人的追捧魏碑，都导致墓志价格飞涨。洛阳邙山北魏贵族墓地被频繁盗掘，许多文人则竞相购藏。渐渐地，学者开始在书法之外，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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