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翻译论文
马克·本德尔(MarkBender)著
吴姗译 巴莫曲布嫫审校
内容提要: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在被介绍?翻译为汉语或其他语言时,为了尽可能做到准确而且完全表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需要注意语文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尤其在其他语言的研究者做田野调查和研究时,需要遵循三条原则?
关键词:口头文学翻译翻译环境翻译方式
年,中央民族大学的马学良教授发表了《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翻译的几点看法》,年,广西大学的《文贝:中国比较文学》第三期刊登了这篇文章的英译版。
文中,马教授指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翻译要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应当认识到不同的少数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上的真正差异,而审慎待之。他说“:翻译是从介绍少数民族族群、搜集地,有的也说明了表演者和收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如果要做到忠实地传达原意,那么译者必须要精通这两种语言。如果我们在工作方法上没有直接而忠实地从原文翻译,而采取简单的意译是不适当的,那样不可能保留原汁原味;采取重述或删节,或完全偏离原作的改编,或为了强调某一点而不顾其文本的真实,勿庸置疑,也是对本土形式和风格的忽视。”[1]
在马教授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后几十年间,数以千计的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作品,以各种不同的体例相继出现在国家级和地方性的杂志和书刊中。在这些数量众多的出版物中,仅有一小部分被翻译成其它语言,主要是民歌、民间故事和叙事诗;同时,也有个别是直接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为外语的。
格拉迪斯·杨(GladysYang)是第一位将少数民族语言的作品翻译为汉语,然后又从汉语翻译为其他国家语言的学者,年他根据撒尼语汉文版翻译的长篇叙事诗《阿诗玛》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新西兰学者雷维·艾利(RewiAlley)根据中文翻译了傣族的史诗和很多少数民族民歌。宾西法尼亚大学的维克托·麦尔(VictorMair)把这种过程称为“汉语过滤器”,也就是说原来用的哈尼语、佤语、侗语、撒拉语,或是任何一种非汉语唱述的民歌或故事,被翻译成中文(实际上转写过程各不相同,因具体情况而异),之后再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其间经历了不同的过滤过程,该过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某些语言的介质和内容,这一系列的改变有:从口语到书面语,从原语言到汉文,从汉文再到各种外文(日文、英文、法文、罗马尼亚文等)。这些出版物,有的对地方文化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而大多数只是集者的姓名。
现在,我要介绍直接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到外文的情况,有时是通过小规模的翻译组完成的。比较早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在当时的西方学界很有名,那就是大卫·克罗基特·格雷厄姆(DavidCrockettGraham)翻译的“爨苗”民间故事。这项工作从搜集到翻译的种种过程,都是在当地调查对象的协助下完成的。[2]就直接译为英语的情况而言,更晚近的例子是埃里克·缪格勒尔(EricMueggler)的民歌翻译,是他在云南枝坐地区一个罗罗泼(彝族支系)社区进行人类学研究时完成的(Mueggler),他的译本包括罗罗泼语的转写和英文的对照。大卫·霍尔梅对广西瑶族和壮族的仪式表演资料进行了准确的翻译。凯文·斯图尔特(KevinStewart)在青海居住了将近20年,他与少数民族的翻译人员合作,对撒拉族、达斡尔族、土族、藏族等民族的民歌和故事进行了翻译。萨拉·戴维斯(SaraDavis)则在西双版纳,从书面和口头资源中翻译了某些傣族的史诗文本。由于翻译者大都主张直接进入当地社区,这些作品往往也就容纳了翔实的实际表演情境及其背景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部分双语印行的文本。例如,今旦先生的近作《歌花》(bangxhxak),就来自黔东南的史诗演唱传统。其文本以苗语(Hmub)和汉语的对照方式出版,这对翻译者而言是有益处的,只要对印本中的两种语言都有一定的知识,翻译成第三种语言就容易些了。这样的文本,如同那些仅依赖于汉文的译本一样,大多只涉及到了族群、搜集地区,有的也可能附带说明了表演者和搜集者的姓名。不过,近年来,理论性的实证研究正在兴起,对文化背景和表演活力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细描。其中的一个示例,就是朝戈金对冉皮勒(Arimpil)演唱的蒙古史诗《江格尔》的研究。尽管这基本上属于“口头理论”的研究,但其文本分析含括了大量的双语对照段落,与仅有汉文的译本相比,这样的双语文本有助于更深细地探究原语言文本,已经超越了口头载体而进入书写——也就有可能揭示进入印刷媒介的“文本化过程”(processoftextualization,Honko)中的某种编辑手段。
由此,在跨越汉文而进入其他多种语言的翻译方法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三种基本惯例。第一种是利用既有的汉文译本来进行基本的外文翻译;第二种是从口头的原语言直接翻译为目标语的文字,比如说从达斡尔语翻译到英文;第三种是利用书面(或经过编辑的)双语译本来进行翻译。
那么,按照民族志诗学的要求,同时根据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MileyFoley)提出的“口头诗学”而言,我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翻译手段才是最佳的选择呢?在不同的情况下,哪种翻译方法是可取的,哪种又是应该规避的呢?在此,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民族志诗学”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诗人杰诺姆·鲁森伯格(JeromeRothenberg)和丹尼斯·特德洛克(DennisTedlock)率先掀起这场运动,倡导高度重视口头诗歌,尤其要在世界范围内对少数民族族群的口头诗歌给予新的盖博士盖百霖治疗白癜风需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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