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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学”与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

周嘉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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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推进与“马克思学”问题的凸现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多年的学术积累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深刻变化了的社会与时代也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问题[1]。迈进新世纪以来，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越来越成为哲学界的一个共同追求和理论自觉。众所周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云际会、国内改革开放稳步发展，社会政治环境和人们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一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总的来说，这些进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冲破传统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樊篱，拓展哲学的当代审思，体系哲学日渐式微。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出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理论“镜像”，涌现了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探索。其中，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和存在论（生存论）马克思哲学讨论堪称典范。尽管这些讨论中提出的个别观点（如“实践本体论”等）在今天看来仍有待商榷；但毋庸置疑，它们都是建立在当今世界变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当代形态的积极理论探索；惟其如此，马克思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的同路人”。

第二，广泛引进国外学术资源，积极开展学术对话和交流，充分吸收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也离不开同国外各种学术潮流，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在内的对话和交流。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获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近年来，有关“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研究方兴未艾，又集中展现了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捕捉当代最新学术动态积极开展学术对话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第三，在“马克思与我们同行”、“回到马克思”等口号引领下，经典思想家的文本学研究已经蔚然成风。

针对“原理反注文本”的传统研究方式在理论上所带来了巨大戕害，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对马克思主义的推进必须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深入研究，任何科学创新都离不开扎实的文本学基础。秉承老一辈学者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传统，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编译工作的推动下，该研究近年来已经收获了许多重要成果，也为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上述“三个方面”只是一种“方便说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发展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对苏联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对国外相关学术资源的引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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