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礼记middot儒行篇的历史

《礼记·儒行篇》的历史诠释与时代意义

作者简介丨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朱熹哲学研究》《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等。

原文载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

摘要

《儒行》应该是七十子及其后学的重要作品。宋明时期理学家认为该篇非孔子所说，但《儒行》继承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体现了儒者性格和精神面貌的多样性。近代的章太炎、熊十力极为推崇《儒行》，进而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肯定。《儒行篇》的德行体系一部分属于孔子时代的礼乐文化德行体系，也有一些后礼乐时代发展出来的德行。儒家提出德性范畴，一定要把它具象化为德行的体系。《儒行篇》在相当程度上更加具体地显现了德行行为的样态。德行论的积极意义就是它能够更具体地显现出那种可学习的行为典范；德性则更能在本质上来说明德行的持久的内在依据和可能性。从《儒行篇》来看，德行与德性在中国是统一的。

关键词：儒行；孔子；儒服；德行；德性

一、《礼记》与先秦儒学

《儒行》篇有两个出处，一是在《孔子家语》第5篇，另外见于《礼记》第41篇，两个文本主体内容差别不大。《孔子家语》的文本前面多了一段话，有些背景性的交代；最后一段话，稍稍多一两个字。总体来讲，主题思想内容是一样的。

近代以来碰到的关于《儒行》的问题主要是文本的年代判定，因为《孔子家语》很长时间被认为是伪书，所以近代以来很多学者对此也不太重视。很多学者在理论上都认为《礼记》应该是战国时代儒者的一些记闻，是跟礼相关的一些记闻汇集，但实际上在运用的时候，都把它放在秦汉以后，甚至把整个《礼记》的思想放在汉代，作为汉代前期儒学的著作。这样一来，对《礼记》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从今天来看，就大大推后了。

改革开放以来，最近40年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的研究，结合出土文献，对古代典籍的认识跟五四时代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用李学勤先生的一个讲法，就是在“走出疑古时代”，走出单纯的、五四时代比较流行的疑古。

因为考古学，特别是年以后，我们的考古事业的发展，出土的各种器物文献，都指向了另一个方向，即不是指向一个继续疑古的方向，而是发现我们对这些墓葬和出土物品的认识、了解，不能脱离传世的这些古书；甚至可以说很多西周以来的墓葬，包括春秋战国时代，在一些方面反而佐证了传世文献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具体到《礼记》来说，最大的收获还是年正式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这个墓其实年就发掘了，然后里面的竹简经过国家一流的文字学家几年的研究（以北大中文系的文字学家为主），释读了这批竹简。我觉得其最大的意义，是对《礼记》文献的时代的确定。

它的每一篇，比如出土《老子》，对研究《老子》的人也是惊喜。以前包括钱穆先生以及很多日本学者都认为《老子》事实上是战国晚期的，甚至更后，在《庄子》之后，是汉初才有的文本。郭店楚墓，据考古学专家确定，它应该是在公元前年下葬的，正负误差一二十年。

公元前年是什么年呢？大体上就是孟子的卒年。在这个墓里面除了有一些道家文献以外，更大量的是一批儒书或者儒简。其中，最令我们注意的就是《礼记·缁衣篇》在这墓葬里面完整出现，仅个别字与传世本有所不同。

与郭店楚墓出土差不多的时间，荆门地区也有个墓葬出土了一批竹简。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个墓葬出土的具体地点，不像郭店竹简是靠考古队发掘的。荆门这批出土的竹简，通过走私的形式流到香港，由上海博物馆把它买回来，这就是上博竹简，里面也有《缁衣》。

这些都说明《礼记》这本书有些篇章在孟子的时代就已经流传了。下到墓葬，表明它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而且一定是带有一定的权威性，是大家都在学习的文本文献。这样的话，很可能《缁衣》的成书就要再往上提一百年了，也就是公元前年了。

在这个时代就是早期儒家活跃的时代，即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时代。孔子去世是公元前年，之后，儒家继续传承，也不断地分化，其中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文献。这样一来，《礼记》就不能再看成是战国后期以后，甚至到汉初、汉代中期的著作。

郭店楚墓出土的时候，是以北大中文系的老先生为主整理的，李学勤先生也有参与。李学勤认为，除了《老子》以外，那一批儒书是《子思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书[1]（宋代已经看不到真正的《子思子》了）。汉代学者认为子思就是《缁衣》的作者，有“子思作《中庸》”的说法[2]。

在早期儒家里边，子思的地位很重要，而且时代非常早。这就给大家一个启发，《礼记》这部书其实不是晚出，后面传承的过程中可能有些更改增减，但就主体来说，它应该是战国时代形成的。对于研究先秦儒学的人，尤其是特别注重《礼记》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据《史记》、《汉书·艺文志》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先秦孔门的传承有很多人，这些人的著作在汉代的时候，相当一部分还能看到，基本上是孔门七十子，也有七十子的学生。但是今天，我们对先秦儒学只知道孔子、孟子、荀子。汉人记载的先秦儒学思想文献是很丰富的，但是很多人的书没传下来，而《礼记》里面有很多东西大家也不敢用。

二、《儒行》与孔子

《儒行》篇以前大家不太重视，只是作为《礼记》的一篇，它的年代也不确定。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大家认为《礼记》成书是在战国时代，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战国前期。如《缁衣》就是战国前期，而且《缁衣》在战国中期以后还经常被引用。这样来看《儒行》篇，把它作为早期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材料，就争议不大。

特别是孔子跟哀公的对话，在早期儒家里面还是常见的。《儒行》在《礼记》是第41篇，接下来第42篇就是《大学》。朱子认为《大学》是曾子和他的门人所著，是早期儒家的作品。综合这些来看，今天我们把《儒行》的年代放到早期儒家，这应该是比较自然的。从先秦儒家思想传承的脉络来看，《儒行》应该是在七十子及其后学的重要作品。

北宋中期进士及第，皇帝要赐《儒行》。可见，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想文化里，《儒行》已经有其特殊的地位。《礼记》这么多篇，皇帝为什么不赐别的？当然后来也赐《大学》《中庸》。这个时期的理学家，对赐《儒行》不太以为然；如果赐《大学》《中庸》，理学家们很高兴，道学重视《大学》《中庸》是跟道学之所以为道学的理念是一致的，它不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而是要传承已经中断了1年的道统，要接续传承，重建道统，道学就是传承道统之学。

程颐说《儒行》里面很多都是“夸大之说”[3]，讲得不平实。估计受他影响，北宋吕大临也持同样的论调，认为《儒行》里面讲的是“夸大胜人之气”[4]。这种观点还是比较有影响的，一直到元代的儒学家，也还是这样讲，说它是“尚气好胜之言”[5]。这是宋明理学当时对《儒行》的认识，应该说，这个认识还是有偏差的。

在今天传承道统的时代，应该说不仅仅要传承十六字心传，对儒家的德行传统也应该予以有力的传承。宋代的儒学是在五代之末和宋初社会道德败坏背景下的一次重建，在重建中，《儒行》作为儒家德行论一个比较集中体现的文本应该受到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讲，仁宗赐《儒行》给新科进士，我觉得他当时的认识还是不错的。

理学家可能当时更注重的是回应佛老在形上学、宇宙论、哲学方面的挑战，他们觉得《儒行》讲得太普通了，所以不太重视。他们更重视《中庸》，重视“天命之谓性”，境界要很高。所以理学家的认识局限，在于当时的时代，时代的文化挑战引导了其发展的方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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