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坛梁晓波等论国防语言能力结构体系特

国防语言能力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能力结构体系是整个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特点和主要结构体系，并以国家语言能力结构特点为基础，详细探讨了国防语言能力结构体系的特点；同时结合国防语言能力在军事行动上的具体需求，从战略、战役和战术上提出了国防语言能力结构配置的主要原则，特别强调了战略上按照经济性投入为统领，以宏观突出的需求为优先；战役上按照战区级整体为融合，以战区联合的能力为优先；战术上按照行动性任务为主导，以典型案例的设立为优先等三条层次性结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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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防语言能力是一个国家在战时与和平时所具备的运用语种资源、语言人才和技术以及装备，赢得战争或完成多样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梁晓波：22-23）。国防语言能力建设是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战略工程，涉及国防语言战略与举措、国防语言能力内涵与配置、国防语言人才队伍、国防语言资源与技术、国防语言话语运用、国防语言管理、运用与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其中，国防语言能力内涵与配置，涉及国防语言能力的理论总体构成、配置标准内涵和建设实现总目标和原则等，其核心就是建立国防语言能力指标体系。这个是整个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的总依据，也是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国防语言能力指标体系的建设，显然会为国防语言能力的建设提供美好的蓝图，为国防语言能力的建设提供科学的定位，为整个国防语言能力建设提供建设的总纲（梁晓波、肖蓉、武啸剑）。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国防语言能力的结构性特点做一番深入探讨，从根本上厘清国防语言能力结构的深层特征，为准确把握国防语言能力的结构和构建国防语言能力结构体系提供原则性的指导，也为未来国防语言能力结构体系提供基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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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语言能力及其结构体系

国外最早提出国家语言能力及其体系的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国家外语中心两位学者布莱希特（Brecht）和沃尔顿（Walton）。他们指出，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LanguageCapacity）指的是“国家应对特定语言需求的能力”，是一种能够满足国内外常规和不断变化需求的能力。该能力的体系框架包含战术和战略两个层面：战术层面拥有“当下需求”（demand）和供给（supply）两个变量，前者指的是对某种语言人才的现实需要，后者指的是市场能够提供的语言人才；战略层面有未来需求（need）和能力（capacity）两个变量，前者指的是将来对某种语言人才的需要，后者指的是为完成未来任务提供语言人才的能力（BrechtWalton）。

BrechtRivers（：2-3）在论及当时美国语言政策时也讨论了国家语言能力，指出美国国家语言能力未能在潜在需求（need）、当下需求、供给三个方面形成相互匹配。时隔一年之后，他们又对国家语言能力进行了新的界定，认为美国语言能力在人才培养和语种两个领域有五大分项之和：学术机构、联邦政府、私立机构、民间传承、海外力量（academic,federal,private,heritage,overseas），由此形成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体系（BrechtRivers：54-65）。

JacksonMalone（）从语言全局战略论的角度来考虑美国国家语言能力，认为国家语言能力必须涵盖以下几个重要核心因素:国家对外语能力的需求、国家主导的外语类项目集群、外语类项目及其成效，并由此以需求来构建美国国民语言学习框架（nationallanguagelearningframe-work），同时通过提升国民的外语能力来建设国家语言能力。

国内最早提出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的是李宇明。他指出，该能力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其能力体系应该包括：（1）语种能力；（2）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3）公民语言能力；（4）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5）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李宇明：3）。

国内其他学者也为国家语言能力及体系提供了其它定义和解读。

赵世举（:）指出：“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他认为国家语言能力可以进一步由以下7个能力组成：（1）语言资源拥有能力；（2）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3）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4）国民语言能力；（5）语言人才储备能力；（6）语言管理及语言事业发展能力；（7）语言影响力。

学者魏晖（：37-38）在管理资源学理论指导下，将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是一种突出内部要素禀赋的内生性能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他为国家语言能力提出4个一级指标（开放力、生命力、开发力、管理力）和7个二级指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语言信息处理能力、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同上）。

文秋芳（：26-27）将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政府处理在海内外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并为国家语言能力构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指标体系，其一级指标体系分别为：管理能力、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开发能力、拓展能力；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12个二级指标，它们分别为：组织力、规划力、执行力、应急力、通晓力、支配力、实践力、科学力、信息挖掘力、机器翻译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其中一级指标的第一项对应二级指标中的前4项，剩下的每个一级指标对应相应的2个二级指标，由此形成了一个由管理能力（组织力、规划力、执行力、应急力）+掌控能力（通晓力、支配力）+创造能力（实践力、科学力）+开发能力（信息挖掘力、机器翻译力）+拓展能力(影响力、传播力)的能力矩阵，其细节关系和内涵定义如表1。

表1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元素及评价指标（文秋芳：27）

后期，文秋芳（：68-69）对国家语言能力进行了新的论述，提出国家语言能力应该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分别对应国家语言内在能力和国家语言外化能力。不久，她对这个结果体系还进行了相应的细化，形成了三级的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图1国家语言能力的组成部分（文秋芳：60）

苏金智、张强、杨一鸣（a：8）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个人、政府和国家三层面的国家语言能力模型，指出个人语言能力是基础，政府语言能力是核心，国家的能力主要是管理，其结构是一种同心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苏金智等（b：）又在上面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国家语言模型图，并由此详细界定国防语言能力的结构体系（见图2）：

图2国防语言能力理论框架（苏金智等b：）

此外，多位研究者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特性做了总结归纳：戴曼纯（：38-39）从结构要素、实用目的以及内部结构关系三个方面，归纳指出国家语言能力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1）结构模块性；（2）实用功能性；（3）系统动态性。苏金智等（b：）指出，国家语言能力具有如下的特性：（1）能力的内在性；（2）组成的非匀质性和立体性；（3）服务保障性。在具体领域建设方面，更有一批学者指出，国家语言能力要在教育规划（潘涌：24-29）、国家安全（张日培：33-43）、一带一路（孙吉胜：53-59）、软实力（赵世举：36-51）、外语规划（仲伟合、王巍巍、黄恩谋）、通用语与非通用语言、跨境语言和关键语言（杨佳；李宇明；张天伟；戴庆厦；张治国）、军事安全（伟慧华）、语言资源与技术（李宇明：-；：13-14）、语言测试（林惠清）、语言服务（屈哨兵：-）等专项领域发力。当然，这些研究多为单项领域，还没有形成完成的体系思路。

总之，从新近的研究可以看到，国家语言能力应该包括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已经从开始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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