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书籍史的探索中国古代文献文

作者：程章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而灿烂的文明，绵延至今，从未断绝。浩如烟海、形式多样的中国古代文献，在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历史的记忆，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文明一大特色。十卷本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就是以文献为切入点研究文化，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文献，前者强调文化研究的实证基础，后者突出文献研究的宏观视野，对于认识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认识中国古代文献的发展变化及其文化价值，这一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早已被公认是推动人类文明重大跨越的不朽贡献。实际上，早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就有了甲骨契刻、简帛书写、金石镌刻等文献生产方式，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字书写传统，也确立了坚实深厚的文献历史传统。《尚书·多士》最早用文字记载确认了这一传统：“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个传统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古代文献数量极夥，以现存古籍文献（不包括出土文献）而言，即不下二十万种。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献类型十分丰富，除书本外，文书、卷子、档案、信札、石刻、契约、账册、书画等不一而足。中国古代文献在书写、制作、印刷与流通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作出了巨大的文化贡献，吸引后人对中国古代文献史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文化研究，同时也为这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1.文献是人与物的交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文献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突出的文化史现象，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研究价值。狭义的文献一般指书籍或有文字、图像的载体，广义的文献外延较广，包括一切人类符号载体。文献是思想知识的载体，其根本属性是“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文献的这一属性决定了它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仅以自身的内容记载传承文化，而且以自身的物质形式嵌入广义的文化史架构之中。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最早使用“文献”一词，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宋代大儒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文献”这个词，明确指出：“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这是“文献”一词的经典解释。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文献”包括典籍与贤人两个方面。典籍是记录文化的载体，贤人是传承文化的主体，典籍与贤人亦即物与人的深刻交集，恰切的揭示了文献的文化本质。环绕着文献的制作、生产、衍生、阅读、聚散、流通、使用等过程，各种社会群体与历史力量参与其间，纵横交错，在文化与文献之间形成无数交叉联结之点。经由这些联结点，既可以看到被文化史所塑造的文献现象，也可以看到被文献史所凸显的文化特性。这正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首要着力的方向。中西学术传统都很重视对于文献本身的研究，由此产生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书志学、藏书学等文献学相关学科，图书馆学、金石学、历史文献学等学科也经常涉及对古代文献的研究。涵盖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和典藏学等学科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历来以整理图书为己任，尤重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为往圣继绝学，表现出强烈的延续文化学术的历史使命感。具体而言，校勘学揭示了古代书写与传播的方式与特点；目录学揭示了文献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学术思想源流；版本学揭示了文献的物质文化形态；典藏学揭示了文献聚散传承的轨迹及其社会文化因缘。它们都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文献资源，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意识，更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随着20世纪初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发轫，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的文化自觉更加明显，其代表作有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余嘉锡《古书通例》等。其后又有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等，它们带动了一大批关于书史、印刷史的研究，但此类研究仍然偏重于书籍物质形态本身，对文献的文化史意义的抉发不够深广，还谈不上系统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2.“书籍史”的文化观照及其不足自20世纪西方新史学诞生以来，特别是社会史、文化史观照视角兴起以后，开始出现以社会、经济、文化取代传统历史编纂学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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