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阅读系列CAR论文政治关联及公
“本文为财会瞭望哨第93篇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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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C.F.andZhangL.,,"CorporatePoliticalConnectionsandTaxAggressiveness",ContemporaryAccountingResearch,33(1),pp.78~.
内容提要:现有文献主要从所有权结构、高管薪酬、公司治理等方面研究对公司避税的影响,政治关联作为影响公司避税的重要因素鲜有研究。本文利用Compustat、EDRAR及CRSP数据库中美国公司的数据,并且手工收集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参议院公共档案中有关公司政治关联数据,研究了政治关联对公司避税的影响,在控制了影响公司避税的其他因素以及行业、年度固定效应后,本文发现相比无政治关联的公司,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倾向于避税,因为有政治关联的公司预期避税成本较低,能较早洞悉税收执法及税收政策的变化,在资本市场上提供透明的财务信息的压力小且更愿意冒风险。本文研究丰富了有关影响公司避税的决定因素及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
研究动机政治经济文献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关联对公司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能够影响公司的策略选择,然而学界对于政治关联对公司避税的有何影响则鲜有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验证政治关联如何增加公司价值,以及政治关联影响公司价值的途径。也有研究将政治关联与有效税率的关系在一起,目前没有研究将政治关联作为影响公司避税的重要决定因素来研究,本文的研究则着重研究政治关联与公司避税的关系。
理论框架本文将研究政治关联作为公司避税的潜在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并推测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倾向于避税,因为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面临较低受检查风险,对于税法及税收执行方面未来要发生的变化具有信息优势,在资本市场上披露透明信息的压力较小,进行纳税筹划的政治成本较低,因此倾向于承担风险。
首先,官员会保护其所关联的公司,因此降低了其避税手段被检查风险,降低避税的预期成本。尽管有可能官员考虑未来被起诉的风险,而对公司的纳税筹划行为格外谨慎,但近年来文献的实证研究表明官员对于其关联公司扮演“帮助之手”角色。
其次,政治关联能够帮助公司接近美国的立法机构,这样公司可提前获得有关税法及政府对于政府税收执行资源分配未来变化的机密信息,这样公司能够通过复杂的纳税筹划策略来应对税法及税收执行的时序变化差异。
第三,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能够进行复杂激进的避税,是因为其在资本市场上提供透明信息的压力较小,纳税筹划会增加公司组织机构的复杂性,减少财务透明度,导致较高的融资成本,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相比无政治关联公司能够较容易获得债务资本,且获得银行贷款的成本较低,较弱的银行监管。因此关联公司管理者给债权人提供透明信息的压力较小,不用过于担心由于纳税筹划造成了的信息不透明的后果。
第四,政治关联可以减少公司避税的政治成本。已有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公司经营更依赖政府合同的,纳税更多,表明这些公司如果避税有可能会失去政府合同,然而政治关联会增加上市公司与政府采购合同的价值,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不必过于担心失去政府合同。因此,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会更倾向于纳税筹划,因为政治关联能够缓解公司避税的政治成本。
最后,政治关联因其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会促进公司加大程度进行避税。因为政治关联在关联公司面临极端事件的时候,充当着一种保险机制,如经济衰退期,政府助力关联公司摆脱困境等,因此关联公司更倾向于积极纳税筹划。
研究贡献1.本文丰富了公司税收激进的决定因素方面的文献。已有的文献主要从所有权结构、高管薪酬、公司治理等方面来研究影响公司避税的因素,而本文则指出政治关联是影响公司避税的重要因素。
2.丰富了有关政治关联经济后果的文献。已有文献主要研究政治关联及公司价值,或政治关联影响公司价值的途径,即使将政治关联与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也是从政治关联与有效税率的角度来研究,而本文则将政治关联与公司避税联系在一起。此外,本文样本量大,所得出的结论说服力强。
研究设计(一)样本
本文从Compustat、CRSP数据库中搜集-年Firm-Year”观测值,剔除Compustat中缺少计算税收激进变量及控制变量所必须的数据的“Firm-Year”观测值,剔除账面价值为负及总资产小于万美元的“Firm-Year”观测值,此外也剔除了金融行业及公共事业行业公司观测值,在综合了政治关联数据及税收、控制变量数据后,得到个“Firm-Year”观测值。
(二)变量
(1)解释变量:政治关联
PC_Director:指标变量,公司董事会至少有一名前任官员,则取值为1,否则取0。
PC_Contribution:指标变量,公司政治献金不为0,取值为1,否则取0。
PC_Lobby:指标变量,公司游说支出不为0,取值为1,否则取0。
(2)被解释变量:公司避税
DTAX:可操纵的永久性账税差异,为以下回归的残差。
其中,PERMDIFF为总的账税差异减去暂时性账税差异,即永久性账税差异,INTAN、UNCON、MI、CSTE、NOL、LAGPERM分别为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权益法下的损益、归属于少数股东损益、当期税收费用、以前年度亏损抵税的改变量,上述变量均除以之后一期的资产。
SHELTER:预测避税值,指标变量。基于Wilson’s()model计算公司参与避税的可能性,排名前1/5,则取值为1,否则为0。
TA_ETR:为行业及大小匹配的GAAP平均有效税率减去公司GAAP有效税率,值越大避税可能性越大。
TaFactor:复合指数,为上述三种衡量避税方法的首要主成分。
(3)选择模型变量
Industry%ofConnectedFirms:公司所在行业中具有政治关联公司的比率。
DistancefromFirm HQtoDC:公司总部与华盛顿DC的距离。
(三)模型
实证分析(一)主回归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政治关联与公司避税的关系,以解决公司政治关联内生选择问题。首先研究公司参与政治的决定因素,回归结果表明公司规模是决定公司建立政治关联关系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杠杆也高、内部结构更为复杂,来自于行业相对集中。自选择模型变量全部都显著,总部靠近华盛顿,行业参与政治活动频繁的公司,更可能建立政治关联。
(二)将第一阶段模型中计算的逆米尔斯指数,应用到Heckman第二阶段回归中,来研究政治关联与公司避税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PC_Director与四个公司避税代理变量成正相关关系,表明董事会中有前任官员担任董事的公司更倾向于避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所有逆米尔斯比率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如果采用OLS回归,会使得回归结果向下有偏,但即使采用OLS回归,PC_Director与税收激进的四种代理变量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成立。当采用PC_Contribution和PC_Lobby作为政治关联的替代变量时,回归结果与上述一致,证明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三)内生性问题:公司可以选择避税和政治关联,也可能存在一些未知因素既影响公司的纳税筹划策略同时也影响公司参与政治的行为(即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也可能是由于过去进行的纳税筹划促使公司寻求政治关联(反向因果)。为了进一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Heckman第二阶段检验回归中,加入公司固定效应。由于政治关联性具有不随时间改变的特性,利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固定效应模型要求变量在公司层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参考相关文献计算-年间被解释变量(即公司避税的四种度量方式)公司层面的均值,然后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发现主回归二阶段结果仍然稳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向因果的问题对于本文结果的影响。
(四)本文进一步利用任命前任官员作为董事这一外生事件来研究政治关联对公司避税的影响。采用-年间公司有新任命官员董事事件的个样本,选择标准为(a)新任命的官员董事至少在公司任职3年;(b)在新任命的官员董事之前,公司没有政治关联;(c)如果同时任命了多名前任官员作为董事,只认定为同一个事件,最后得到有新任命的官员董事事件的家公司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结果显示交乘项POST_ADD与代表公司避税的四个变量均显著正相关,表明随着新任命前任官员为董事这一事件发生,会进一步促进公司进行纳税筹划,此外因为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不可能受到单一遗漏变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反向因果及遗漏变量问题。
(五)已有研究表明未识别税收优惠(UTBs)与公司避税高度相关,本文进一步用UTBs代表公司避税变量,回归结果仍然稳健。此外,本文还探索了政治关联的强度与公司避税程度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政治关联强度与税收激进程度关系不同,有的显著正相关,有的则不然。同时具有三种形式政治关联的公司,更倾向于避税,以此类推,有两种的或一种的,避税程度依次降低。
Thisstudyinvestigatestherelationbetweencorporatepoliticalconnectionsandtaxaggressiveness.Westudyabroadarrayofcorporatepoliticalactivities,includingtheemploymentofconnecteddirectors,campaigncontributions,andlobbying.Usingalargehand-collecteddatasetofU.S.firms’politicalconnections,wefindthatpoliticallyconnectedfirmsaremoretaxaggressivethannon-connectedfirms,aftercontrollingforotherdeterminantsoftaxaggressiveness,industryandyearfixedeffects,andtheendogenouschoiceofbeingpoliticallyconnected.Ourfindingsarerobusttovariousmeasuresofpoliticalconnectionsandtaxaggressiveness.Theseresultsareconsistentwiththeconjecturethatpoliticallyconnectedfirmsaremoretaxaggressivebecauseoftheirlowerexpectedcostoftaxenforcement,betterinformationregardingtaxlawandenforcementchanges,lowercapitalmarketpressurefortransparency,andgreaterrisk-takingtendenciesinducedbypoliticalconnections.
选文:严丽娜审核:郑乔生终审:何雨晴编辑:李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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