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dqu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进一步提出了到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问题是，人们如何理解和感受传统与现代呢？人类的近代历史表明，城乡关系格局是一个国家现代形态的基本指针（许平，）。伴随现代国家发展，人们的生计模式会不断转变，也是社会福祉迈向平等的机会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生活空间从以乡村为主转向以城市为主，人们的技能来源从以经验积累为主转向以公共教育为主，人们的社会福祉从以家庭或家族为主转向以国家为主。归纳起来，这些转向即人们的生计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生计来源、生活方式、社会福祉的系统性转变，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根本性区别，核心是生计模式的本质转变。如果说技能来源和社会福祉是人们生计模式转变的内在形态，那么，生产方式和生活空间则是生计模式的外在表现，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正是城乡关系的外显形态，也是人们可以感受、体验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基本内容。

在过去一百年里，中国一直在探索着如何从传统迈向现代（罗荣渠，）。在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中国从一个彻底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与这个问题相伴随的是，如何安置从农业中析出的大量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意在让广大乡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在国家“十四五”期间使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内涵之一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使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到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那么，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实施的深入，中国将塑造怎样的城乡关系、实现年远景目标，让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呢？本文从城乡关系的基本性质即城乡人口的生计转换入手，把中国的城乡关系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回溯英国、法国和中国在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中对城乡关系的探索，探讨在中国实现年远景目标进程中围绕人口生计转换建构可持续发展的城乡关系的路径。

一、英法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关系向人口生计回归

一个国家，如果有传统的话，城市化是其迈向现代进程必须经历的一段历史过程。这段过程，有的长、有的短。无论过程长短，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都有着相似的路径：城市化的外显是城市的发展，城市空间范围的扩张，城市人口规模的膨胀，在人口生计中工业职业地位的上升。与之相伴随的往往是乡村的凋敝。因此，城市化的本质是城乡关系的转变，城乡关系转变的本质是人口生计模式的转换。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现代国家。年，英国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到年工业革命开始时，约占总人口的10%。到年，英国拥有了座人以上的城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4%，第一个迈进了城市人口过半的现代国家。英国的城市化虽然经历了漫长的近年，却不是匀质的渐进过程。相反，城乡人口数量的反转甚至是一个突变。从乡到城的快速人口迁移并非以传统城镇为依托，而是以工业发展为吸引力。城市制造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把大量农业劳动力从乡村直接拽到了工业化的城市。—年，大城市人口平均增长2.1%，而小城镇和乡村人口年均仅增长1.0%。其中，新兴工业化城市的人口增长尤其迅猛：从年到年的十年中，布赖顿人口增长了69.7%，布拉德福增长了65.5%，索尔福德增长了55.9%，利兹增长了47.3%，利物浦增长了45.8%（Weber，）。

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城市化很容易使人们认为工业化是促进城市化的唯一因素（赵煦，），甚至认为是建构城乡关系的唯一因素。而法国的近代历史却告诉我们，除却工业化对建构城乡关系的影响，文化传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法国同样经历了工业化，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城乡人口并没有发生快速的变化，城市人口始终呈现为匀质增长状态。具体而言，—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年增加2.9个百分点，这一比重在—年提高3.2个百分点，直到19世纪末年，其增速始终保持在3.5个百分点以内（计翔翔，）。19世纪初，法国已经拥有了人口在3万以上的城市17座（PellegriniBaudry，），可是，大量人口依然居住在乡村，维持着小农生产方式。直到20世纪初，法国农业劳动力依然占就业总人口的43.2%。与英国不同，在这个进程中，法国传统文化对小农的钟爱和对城市生活的疑虑发挥了重要影响（许平，）。

英国的快速城市化和法国的慢速城市化，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城乡关系。

英国快速城市化把大量乡村社会积累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在短时间内随着人口的迁移带到了城市，不仅让城市之间人口失衡，还滋生了各种城市病。如年，利物浦有六分之一人口住在地窖，一些供水严重不足的城市一周只有三天供水。劳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则加剧了工人内部的竞争，一方面，劳动条件恶化，工伤事故频发，职业病发病率迅速攀升，物价上涨，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年进入济贫院的人数从16.9万增加到30.6万（丁建定、杨凤娟，）。为解决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城乡关系失衡带来的人口生计困难，英国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建设，如“10小时法”“工厂法”“煤矿法”“雇主责任法”“强制教育法”“免费义务教育法”“失业工人法”“养老金法”“伤残保险法”等（唐庆，）。

20世纪初年，英国政府不得不把城市问题与乡村问题关联起来，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cities）的构想。到二战之前，在政府直接主导下，达成了进行城乡整体性规划的共识，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城乡规划体系（广德富，）。二战之后，英国一改传统自由放任模式，进一步由政府主导，启动了国家投资的“新城（newtowns）开发运动”（Hardy，），进行第二次城市化。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已经建成了33座新城。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总人口中的90%居住在城市，其中，23%居住在不同规模的新城里。尽管英国政府在不断更迭，可作为工党政府的一项创举，每一届工党政府都试图从前任那里接过新城建设的接力棒（田德文，；Forsyth，）。

无论是田园城市建设还是新城运动，看起来都是在为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各种不良后果善后（李亚丽，），其实质是在调整城乡关系，解决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人口生计难题。建设不同规模的城市看起来是在整体上完善城市的规模结构，实质上是在超大城市与弱小乡村的断裂地带建立过渡性人口生计空间，满足不同人群的生计需求，用以匹配不同人群的生计形态。两次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调整，其用词的变化，即从城市（cities）到城镇（towns），反映的正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有机衔接（continuity）的战略调整。

法国的慢速城市化给法国政府和社会留出了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让人们得以把握从乡村到城市的生计转换进程，尤其是为乡村人口寻找适宜的生计提供丰富的选择，形成“城—镇—乡”一体的城乡关系和人口生计过渡。19世纪中期，在英国因快速城市化带来的贫困迫使人们向外移民讨生活时；法国却在—年吸纳了大量的外国移民，迁入人口超过迁出人口万，法国劳动力中的移民人口在20世纪初一度占法国总人口的3.3%（计翔翔，）。随着新技术向农业的渗透，法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也同步发展，平衡了工业化带来的人口吸引力，使法国政府和社会都试图在城市生计与乡村生计中寻找中间地带，提出了“绿色城市”的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缓解巴黎人口过于集中带来的生计困境，法国政府分别于年和年实施了两轮规划改造工程，将单中心的巴黎变成了多中心的巴黎，将工业产业和产业人口向周边省疏散，沿塞纳河、马恩河、卢瓦兹河河谷方向扩展形成了五座新城。到20世纪90年代，绿色基础设施逐渐成为法国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以大巴黎改造为代表，城市生活的生计属性得到强调，工作、购物、居住、休闲、交通等生计内容融入同一个空间。并且，城市规划不再严格区分城乡，让城市回到自然的理念进一步落实到传统城市规划更新和新城市建设之中，让城市、郊区、乡村之间的外观越来越模糊（魏南枝、黄平，）。

在过去的多年里，英法两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非常不同的节奏和结果。两国的城市化都源自工业化和市场化，英国花了相对短的时间实现了城市人口的过半，却花了更长的时间治理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特别是因人们生计悬置带来的社会困境。法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经历的时间也更长，直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才过半，比英国整整晚了80年。在法国城市化的进程中，也经历了巴黎的空间扩张和人口膨胀，不过其速度远远低于英国伦敦，这也给法国社会调整人口生计提供了宝贵时间和机会。从而，法国的城市化进程更加平顺，更少折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城市化的快慢，最终两国的城市化其实都回到了城乡关系的本质上。在英国，快速城市化在城乡之间挖开的生计鸿沟最终还得由田园城市和新城镇运动来填补。而在法国，虽然曾经出现过城乡之间生计鸿沟的迹象，但幸运的是，在二战之前，即城市人口占比刚刚过半之时，人们就已经觉醒并提出了绿色城市理念，后来，对巴黎的多次规划调整也不过是觉醒的实践而已。

英法两国的城市化实践进程告诉我们，工业化带来的人口集中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趋势，也是现代社会追求效率的后果之一。可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城市与“三农”的关系却会带来非常不同的社会后果。不管这些后果如何，政府和社会还会回到有机衔接的城乡关系轨道上来。其中的核心是，在城乡之间，如何让不同人群的多样性生计转换平顺且保持稳定。

二、中国城乡关系的实践逻辑

与英法两国由市场推动、国家调整、回归生计的城乡关系建构不同，中国现代城乡关系建构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复兴实践推动的。

在讨论中国城市化进程时，我们需要区分涉及人口的两个统计口径。一个户籍口径，一个是常住人口口径。其中，常住人口更真实地反映着劳动力就业在农业和工业的分布，也更恰当地呈现了城乡的主要关系。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6%，与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年的水平相当。年中国城镇人口的占比刚刚超过30%，年，这一占比接近50%。换一个视角看，城镇人口占比增加的前20个百分点，花了45年时间；后20个百分点，则只花了15年。

与法英美徳比较，中国的城市化有着自己的特点。中国城市化的起步比英国晚了近年，在中国迈进城市化时，法英美德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已经存在。在逻辑上，中国应该从法英美徳的城市化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建构结构更加有效、进程更加稳定的城乡关系，实现人口生计的平顺转换。事实却是，让城市人口占比从10%增加到了30%，我们用了更长的时间。年前的英国只花了40年时间，年后的中国却花了45年时间。同理，法英德美的城市化经验告诉我们，后20个百分点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城乡关系纠偏的关键时段，法国花了55年，英国花了50年，美国花了35年，德国花了25年，中国只花了15年时间。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国家基于中国现实而主导的城乡关系实践对此构成了直接影响。

自洋务运动到年前后，尽管社会精英们对城乡关系也有多种观点（高路，；李金铮，），可在国家实践上，除了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复兴运动以外，战乱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再中断，使得那个时期城乡关系的实质依然可以被理解成是由经济关系引导的自然关系。乡村社会代表了中国社会的特征，乡土本色、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则是乡村社会的特征（费孝通，a）。在那时，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我们看不到工业革命的力量，也很难感受到城市化的吸引力。

自然演化的城乡关系在年前后被打破。中国没有像法英美徳那样运用市场力量，由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进而形成某种城乡关系，影响到不同人口的生计；而是在试图由国家主导工业化进程中遭遇了城乡关系崩溃的冲击，被动选择了把城乡关系反过来作为工具以保障工业化和抑制城市化，在工业化获得充分发展后，再试图调整城乡关系。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这个调整的总战略。对城乡关系70多年的进程，我们可以分四个历史阶段理解：—年的城乡一体，—年的城乡分割，—年的突破二元，年至今的不断重塑我们也可以把这四个阶段理解为中国建构城乡关系、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四个历史（实验）尝试。

城乡一体阶段的关键指针是城乡人口的自由迁徙。年以后，在赶超英美的工业化战略推动下，恢复工业生产和发展工业成为那个阶段城市人口膨胀的主要推动力量。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期内迅速向城市流动，年的大跃进更是直接导致城市人口数量急速膨胀，乡村迅速凋敝。年，中国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劳动人口为万，到年便增加到万，净增万；同一时期，农业劳动力在年为万，年减少到万，年当年净增加的城乡劳动力都进入了城市（邱泽奇，）。

城镇人口暴涨的后果是城市濒临崩溃。工薪人口数量的激增直接导致了购买力的迅速增长，加上工业生产各行业的不平衡和—年的农业大减产，大跃进带来了一系列直接后果。一方面，城市的物质供应特别是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粮食等变得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如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5公斤，年时仅为.5公斤，布的消费量年为10米，年仅为3米。另一方面，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或赔本赔钱严重。周恩来（：53）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开始高举三面红旗前进的时候，对于新的事物缺乏经验，在执行中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缺点，而且有很多是原则性的、很严重的”。刘少奇（：57）则直接把原因归结为“左倾”和高指标。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的关键指针是农业和非农业户籍制度。城市濒临崩溃的后果之一是催生了城乡户籍制度的诞生。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开始限制人口由乡到城的自由居住和迁徙，提出“从现在起，凡是城市职工、干部和军人的直系家属，在农村的不要再迁入城市。”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定》出台：首先，要求把减员指标分解到各部门，并要求减少城镇人口的任务在年至年内基本完成，年上半年扫尾；其次，要求精减职工的任务在年或年上半年大部分完成，年下半年全部完成；最后，重申“从现在起，不准任何职工家属（包括军官和干部家属）搬进城来”，“农村来的黑人黑户，应当动员他们回乡。”精简工作的后果之一是使社会劳动力在行业中的分配比例恢复到了年的水平，农业劳动力从年的万人增至年的万人，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从年的万人减至年的万人（邱泽奇，）。

城乡户籍制度是限制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迁徙的国家治理工具，也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工具。城乡户籍制度有力地支持了农业和非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城乡人口的社会福利差。一方面，通过把在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益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有效地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工业，维系了城市化的缓慢发展；另一方面，把人口增长带来的生计压力锁在乡村，促使乡村在有限土地上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进一步导致了“三农”发展的迟滞，形成了一种国家主导的城乡差别。

突破城乡二元的关键指针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在乡村人口生计临近崩溃之前，国家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投资、税收、信贷和农副产品收购等方面调整了农业政策，适当放宽对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限制，指出“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加以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农民从这种“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模糊政策中探索了通过承包到组、继而承包到户的农村新体制。在这种探索中，安徽凤阳的农民首先做到了联产承包到户，结果大受农民欢迎。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上着重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9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座谈会纪要。该纪要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此后中共中央在年至年又多次发文，逐步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还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期为15年不变。事实上，到年底，99.5%的生产队都已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有效地缓解了城乡经济差距，把非农经济收益带到了乡村，实现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乡村增强了社会活力，让不能进城务工的农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有效缓解了城乡经济和社会差距的极化趋势。突破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另一个动态是，地区经济差距的加剧，地区城乡差距的加剧。孔雀东南飞，青壮年劳动力向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汇集，加剧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迟滞，把一个普遍的城乡二元体制变成了一个加入了地区差距的城乡关系，东部与西部乡村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东部或中西部城乡之间的差距。随着城市扩张和工业的发展，经济上，东部的“农”通过地租，享受着“非农”带来的发展红利，一些地区甚至形成了“非农地主”（马戎等，）；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农”则在迈向凋敝。

不断重塑的关键指针是涉农政策实验。如果我们温习21世纪以来国家的涉农政策，很容易了解到如下事实：2年中央提出城乡统筹发展，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7年提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年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年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年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把21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涉农政策调整与人口在城乡分布的比例结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调整从城市人口过半的前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如果再把这个事实放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70年里来看就会进一步证实，前45年是国家把城乡关系作为了政策工具用以支持工业化发展，后25年中的前15年则是在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尝试建构和调整真正的城乡关系。其中，“城乡统筹发展”把城市和乡村作为有机的整体对待，“社会主义新农村”则强调乡村建设之于整体发展的价值，“城乡一体化”是为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要求及勾画的城乡关系图景，“工业反哺”明确提出了与前45年对称的工农关系，“美丽乡村”则是对新农村建设结果的设想，“融合发展”进一步把城乡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澄清，“乡村振兴”是对后25年涉农政策的集成，也是在界定完全不同于前45年的城乡关系，更是城乡关系建设的新起点。

三、以区域化城乡关系为核心的乡村振兴

年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将“乡村振兴战略”写入了党章。同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道路。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任务，要求到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明确的城乡关系是中国迈向现代的关键一环。其中，不只涉及工业和农业，还有城市和乡村，更重要的是农民和非农民的关系。“三农”与“非三农”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三农”有可能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短板，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些政策传递的信号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城乡关系已经成为从传统中国迈向现代中国的关键指针。

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学术界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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