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盐税三居半,看盐对国家的贡献
从盐税“三居半”，看盐对国家的贡献
——试论历史时期盐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邹迎曦
从夙沙氏煮海成盐开辟盐文化的先举后，盐便成了人类不可缺失的依附，光泽辉映过唐宋，税赋支撑起元明清，坎坎坷坷，风云跌宕，演绎着千古传奇，咸涩的墨迹书写着虞衡盐事的不绝史诗。
在璀璨的华夏文明史上，盐文化是这条悠久历史长河中的闪光的一脉分支，盐税文化更是盐文化中一支独秀，从四千年前的夙沙煮海为盐开始，盐就划时代地开始了它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何谓“巨大”，是说盐的贡献整整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盐，在今天年轻人的眼中，只不过是个调味品而已，盐税，在今天国家财政收入中，也只占全国税收总量的极少部分。但是，人们必须知道，盐税（赋）曾经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盐税博物馆镇馆之宝——铜印一、“三居半”的第一句是“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一语道破了盐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长期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唐代以前，国家税收主要来源于田赋。“安史之乱”后，国家经济重心和税收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盐税收入上升到与田赋并重的地位，史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盐看似平凡，却在平凡中蕴藏着伟大。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盐业始终是一朵最绚丽的浪花，具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盐税“动关国计”，是古代封建社会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征伐所需费用大都出自盐税，所以盐业的繁荣与衰落，直接关系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历代封建王朝对盐税的征榷都十分的重视。
中国盐税制度数千年来，代有变更，或因时而异法，或因地而殊制，复杂纷纭，莫衷一是，大概可分无税、征税、专卖三种。尧、舜、禹三代以来，由无税而征税而专卖。自汉迄隋，由专卖而征税而无税。唐以后，复由无税而变为征税。明万历末以纲法行盐，疏通积引，凡纲册有名者，始准运盐，政府向盐商课税，是为专商之始。清代循明旧制，盐业之利，专擅于商，税率漫无标准，不惟省与省之间，畸轻畸重，即或一省之内或邻省之县，亦复参差不齐，课税名目竟有余种之多，国库收入大增，盐商大贾大发，而盐民和广大销费者则是苦不堪言。
历代盐税的征榷以灶户和盐商为对象。以灶户为纳税人的称灶课，其中一部分为官拨卤地草荡的地租，一部分为盐丁承担的徭役。以盐商为纳税人的称商课或引课，实即政府的专卖利益。灶课多纳实物（盐货），商课多纳粮钱。
盐场运输工具——牛车盐税（包括食盐的专卖利益和灶丁的人头和地租），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一般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0%。史载德修明弘治《两淮运司志》：“计天下每岁所收盐利，当租赋二分之一”。欧阳修所著《新唐书·食货志》中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刘晏出任两淮盐铁转运使时，当时全国盐业收入只有四十万贯，到大历十四年（），已达到六百余万贯，在全国赋税收入中，盐税占一半之多。《宋史·食货志》云：“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晏代之，当时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扬州府志·盐法》载：“唐宋以后，盐利之巨，竟居天下赋税之半。”元朝盐税最重，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盐课收入约占元朝货币收入的60%左右，到了天历二年（）时，盐课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80%（《中国盐业志》）。可见，整个元朝的江山社稷都是靠盐赋来支撑的。
从唐朝到清末的年间，国家为盐这一取之不竭的资源，设立专门的机构，设有专项经费，配置整齐而又完备的设施，其官员的职级待遇一般高于其地方官员，成为中国农耕社会时期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这个组织，所收的税利收入，占据了国家财政的半壁江山。例如“宋代复置提举，掌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国用。”这样，就出现了宋代人对官收盐利占国家全部税利比重的概念性分析，或曰：“当租赋三分之一”，或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或曰：“占国用十之八九”的多种说法。可以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之说，从量的概念上，是合情合理合符实际的。由此可知，盐税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上自九庙，下及十军”都靠盐税来供养和支撑，这都是盐的伟大之处。
二、“三居半”的第二句是“天下盐赋，两淮居半”，说的是两淮盐赋在全国盐税收入中的地位和比重。
唐代时全国有六大盐区，两淮为全国之首，“天下盐赋，两淮居半”。古人云：“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两淮盐赋甲天下”、“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自古煮盐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两淮盐利的一致评价。
盐桶盐廪《扬州府志·盐法》载：“吴王刘濞封广陵，煮海为盐，国无赋而不饶，此两淮盐利见于载籍之始。”
唐开元年间（—），盐税征收改由州、县官兼理，不另设盐官。乾元、宝应年间（—），第五琦、刘晏先后于淮南地区设置海陵监与扬州巡院，收榷亭户盐货。就是收取盐利的意思，盐利是盐的专卖利益。
宋初，于淮南通、泰地区设置丰利监和海陵监，各监都设买纳官，掌出纳诸场盐课。南宋时，于建康（南京）等地设务场，受理商人输钱买淮南盐钞。宋代两淮官收盐利，在中央财政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两宋财政史》载：两淮盐产量常占全宋盐产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又如，北宋末年，两淮盐利的最高额为万贯至万贯，而当时全国盐利最高额为万贯，两淮盐利就占全利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北宋元祐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六百万缗，占唐天下之赋三分之二。南宋绍兴末年（），仅海陵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海陵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宋史·汪纲传》中所记:“淮东煮盐之利，本居天下半”。
元代，于扬州设两淮都转运盐司，受理盐商纳钱买引。于各盐场设场司，主管灶户缴纳盐课。《元史盐法》开头就说：“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元史》卷一百七十《郝彬传》称：“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这些都是类似对“全国盐利，两淮居半”的各种表述。
《明代的盐业》一书中载：明洪武年间（—），两淮盐课银收入为全国盐课收入的30.69%。《皇明世法录》卷三十五载：“明万历时，两淮盐课银收入为67.万两，占全国盐课银收入的46.36%，接近全国一半水平。
泰州盐税亭由明至清，两淮盐业更达到极盛时代。嘉庆《两淮盐法志》载：“天下六运司，惟两淮盐运司为雄，治莅三分司，惟泰州分司为最。商数渊薮，盐利甲东南之富。”并在嘉庆《两淮盐法志》序言中称：“佐司农之储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
清政府从两淮获取了巨额的盐课收入。道光时两江总督陶澍说：“国初淮盐正课，原只九十余万两”，但到乾隆年间“已及四百余万”（《陶文毅公全集》）卷十四），后来又增至五百万左右。顺治十年（），两淮盐课收入只有.万两，占全国盐税的56.3%，康熙三年（），两淮盐税占全国盐税的64.5%。到乾隆八年（），就增至.万两，而到了乾隆十八年（）时，两淮盐课收入就超过了余万两。而此时全国盐课收入总数也不过只有.万两。两淮之数已及天下总数的57.14%。其时，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在《盐院题名记》里说得更具体：“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由此可知两淮（江苏）的盐税在全国的比重和作用了。
素有“淮盐甲天下”之称的两淮盐场，是淮盐生产的起源地，是海盐文化的发祥地，支撑了全国盐税的半壁江山，担负了“上自九庙”的国用所需，保证了“下及十军”的边饷所赖，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三居半”的第三句“两淮盐税，淮南（泰州）居半”，说的是两淮缴纳国家的盐赋中淮南（泰州）盐税的比重和贡献。
淮南地区的盐税在《资治通鉴》有载：“国家用度尽江淮，若阻绝不通，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这里说的是淮南盐税的重要意义。所以有“两淮盐税，淮南（泰州）居半”的说法。
《宋史·食货志》载“南宋绍兴末年（），泰州海陵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
清嘉庆《东台县志》引《太平寰宇记》（北宋地理总志）记载：“伪唐（南唐为北宋所灭，宋志称之为伪唐）昇元元年（），海陵县升为泰州，领海陵、泰兴、如皋、兴化、盐城。置海陵监，监管盐场八。
泰州西坝盐署衙门明万历年间（—），淮南（泰州）中十场年产盐量已达到引，为两淮同期盐产量的50%左右。
清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四中云：“天下六运司，惟两淮盐司为雄，治莅三分司，惟泰州分司为最。商灶渊薮，盐利甲东南之富。国家国用所需，边饷所赖，半出于兹”。在清嘉庆时期（—），淮南（泰州）中十场岁额产盐高达.3引，为两淮同期盐产量的60%以上，《江苏省志·盐业志》载：“嘉庆七年（）至宣统三年（）的年间的四次统计，两淮共产盐吨，其中淮南（泰州）中十场产盐590吨，占两淮同期盐产量的70%。由此可见，当时的淮南（泰州）中十场在两淮的盐业中所占据的显要地位。
《淮盐记略》载：“从北宋直至清康雍乾嘉时期，淮南（泰州）中十场的盐课收入常占两淮盐课收入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至乾隆十八年（），淮南（泰州）中十场岁额产盐引，每引盐征银2.两（其中：正课银1.两，杂课银1.两）计算，则中十场，每年要向朝廷提供多万两白银的盐税。其时，两淮每年上交朝廷的盐课是余万两，全国的盐课总额也不过两。中十场上交的万两，分别占两淮盐课收入的二分之一和全国盐课收入的七分之二，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比例，又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数字。由此可见，淮南是全国产盐最盛、交盐税最多的地方，也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地方。
盐税贡献的多少，与盐的产量关系极大。宋代通、泰、楚三州
年产盐量：太宗（～）时，泰州12.81万石，通州15.1～20
万石，楚州27.7万石，通、泰、楚三州盐产量楚州最多，通州次之，泰州最少。泰州盐产量只占通、泰、楚三州总数的23％；真宗（～）时，泰州65.6万石，通州48.9万石，楚州41.7万石，不久，泰州盐产量就超过通州，通州也超过了楚州。至绍兴三十二年（）泰州.7万石；通州78.9万石；楚州27.8万石。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到，泰州不仅名列三州之首，而且占淮南盐总产量的60.3％。至绍兴末，泰州盐产量甚至上升到.0石，在占比中又上升了10％。就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两淮盐利，泰州居半”更非言过其实。加之唐代盐利最多时，岁收六百余万贯，而《宋史食货志》记有“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陵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即使唐与宋两朝的物价、币值有些差异，宋代“盐直比唐则愈贵，缗钱比唐则愈轻”。但宋代泰州一州上交的盐税六七百万缗，上交的盐税之多，是载于史册的一个铁的事实。
盐税对国家的贡献大，两淮的盐税贡献更大，淮南又是两淮纳税的娇娇者、顶梁柱，是全国盐税的纳税大户。这历史上的伟大贡献，将永记史册，将永远激励着江苏儿女为“打造江苏沿海黄金海岸，建设繁荣富强的新江苏”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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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邹迎曦邹迎曦，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人，1年10月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高级农艺师。长期从亊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历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市农村能源办公室副主任等职。退休后，潜心研究盐文化和盐垦文化。现为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容座研究员、张謇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海盐博物馆专家顾问、省级海盐“非遗”传承人等。主要作品：《古淮盐20说》《盐垦研究》《本场人历史与文化》《家乡的盐垦》《盐垦古韵》《盐韵大丰》等著作。主编《大丰市志》《大丰盐政志》《大丰市经济综合管理志》《大丰市工会志》《盐城市大丰区历史地名志》等。
编辑：行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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