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科书评章永乐卢梭与抽签评抽签与民主

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一书为读者理解卢梭在《波兰政府论》中对于波兰国王产生方式的立法设计，提供了一个清晰而富含启发力的理论框架。王绍光将西方对于抽签的运用分为“民主抽签”与“共和抽签”，前者以古希腊民主城邦为代表，后者以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以及威尼斯共和国为代表。以王绍光的总结为参照，读者可以看到，卢梭在《波兰政府论》中设计的先抽签、再选举的选王机制，最接近威尼斯共和国的“共和抽签”选拔方式。与此同时，尽管卢梭坚持人民必须亲自出场立法，但他对于“主权”与“政府”的二分，深刻影响了后续理论家对于“主权”与“治权”的二分，这种区分成为精英主义式的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得票选，而非抽签，成为民主的核心标志。

卢梭；抽签；选举；立法；主权

年，卢梭完成了波兰立陶宛联邦（RzeczpospolitaObojgaNarodów，简称波兰）境内反对君主的天主教激进派巴尔联盟（Konfederacjabarska）贵族成员米哈尔·叶霍斯基（Micha?Wielhorski）委托给他的课题，写成了《波兰政府论》（ConsidérationssurlegouvernementdePologne）。也正是在那年，巴尔联盟反叛国王与沙皇的后果继续发酵，波兰经历了沙皇俄国、奥地利与普鲁士的第一次瓜分。卢梭为波兰立宪，所依据的就是他的《社会契约论》提出的原理。但卢梭非常清楚，他是在为一个在列强重压之下的国家提供宪法建议，国际政治条件的考虑必不可少。于是，在《波兰政府论》提出的立法建议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令人惊异的主张：

一俟国王死亡之后，也就是说，在可能最短的并且将由法律加以确定的间隔期之后，那一进行选举的议会将被庄严地召集起来；所有那些伯爵的名字将被投入竞选之中，将以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通过抽签选出3名人选，这样就没有任何欺诈将会败坏这一行动。这3个名字将被大声地向会议选读出来，后者将在同一个会期上并且通过投票的简单多数决，将选出它更喜欢的那一个，而他将在同一天被宣布为国王。

这是一个“抽签+选举”的方案：先从担任波兰终身参议员的33名伯爵之中，抽签选出3位，然后再由波兰贵族进行选举。卢梭承认，运用抽签的方法，可能会使得最有威望的伯爵在第一轮遴选中落选，但是抽签方式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它“一举克制了派系，克制了外国民族的阴谋”。既然外国民族和有恶意的候选人都无法运用欺诈的办法取胜，他们运用这一方法败坏波兰政治的动力也就会减弱，波兰将会赢得安宁。即便偶尔有人运用欺诈的方法在抽签环节胜出，最后选举的环节也有机会让德不配位的候选人落马。

卢梭的波兰国王选拔方案旨在解决波兰多年来的“自由选王制”所造成的困扰。年以来，波兰确立了由贵族选举国王的惯例，而且对于候选人的资格限制很少，导致波兰周边的王侯们纷纷竞选波兰国王。从年到年，波兰贵族共选出11名国王，其中有7名是外国人。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年英国“光荣革命”推翻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Ⅱ）统治，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法王路易十四一度想介绍他去波兰当国王，只是由于詹姆士二世担心做了波兰国王，不能再回到英国当国王，最后作罢，但路易十四的邀约表明，当时在欧洲大陆最有权势的法国君主想安插人去波兰当国王，并非特别困难的事情。波兰贵族们选外国人做波兰国王的重要原因恰恰在于外国君主在本地缺乏根基，因而很难推动中央集权运动，削弱贵族的既得利益。然而波兰贵族们打的小算盘从长远来看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周边的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都在推进绝对主义国家的建设，波兰保持为一个极端松散的等级制国家，这就给了周边强权控制波兰内政的机会。到了18世纪，波兰事实上沦为沙皇俄国的保护国，而沙皇正是通过波兰的“自由选王制”来控制波兰，并且警惕波兰内部出现的一切改变波兰古老宪制的改革举措。

年，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EkaterinaⅡ）支持其情夫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awAugustPoniatowski）当选为波兰国王，期待他与前一个国王一样服从沙俄统治。但波尼亚托夫斯基不愿做俄国傀儡，试图改革波兰的“自由选王制”，排除外国影响。但这样的中央集权改革也会削弱波兰贵族的力量。于是，波兰的一些贵族结成巴尔联盟，既反对俄国，也反对正在推行改革的国王，试图重写波兰宪法。贵族结盟的权利源于年的“亨利王约”规定的联盟（konfederacja，confederatio）制度——当贵族认为君主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和特权的时候，就可以组织临时联盟，发布声明宣布不再效忠君主。而这项制度是君主即位之时宣誓承认的。在历史上，贵族频繁组织联盟反对君主，而君主也可能组织相反的贵族联盟来保护自己。卢梭的课题即缘此而生。

以来的波兰是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的共主联邦，拥有君主，但经常被称为“共和国”。按照18世纪主流的“共和”观念，拥有君主并不妨碍一个国家被称为“共和国”，关键在于整个国家是否拥有一个“混合政体”，使得各等级民众（尤其是贵族）享有应得的政权份额。波兰君主实质上就是一个终身行政官，而且不能世袭；君主死后，马上要进行新君主的选举。而卢梭对既有君主选举制的改革，一是将候选人限制在本国伯爵范围之内，排除了外国君主竞选波兰国王的可能；二是用“抽签+票选”，取代了原有的单一票选制，让领导人的产生机制从“单轮驱动”变成了“双轮驱动”。

既有的中文研究文献对于卢梭为波兰国王选举所做的制度设计缺乏探讨，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做出推进。首先要问的问题是，这种限定候选人范围，先抽签，再票选的机制，是卢梭首创吗?王绍光教授在年年底出版的新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一书可以给我们一个否定的回答。虽然这本书对卢梭的直接讨论只有一页，但全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张巨大的地图，从而帮助我们定位卢梭在其中的位置。按照王绍光的分类，卢梭在《波兰政府论》中对抽签的运用，可以被归纳为“共和抽签”，而非“民主抽签”。卢梭继承的是从一个从古罗马共和国到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的“共和抽签”传统。那么，“共和抽签”和“民主抽签”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为何在卢梭之后，甚至连“共和抽签”都走向衰落，票选逐渐成为民主的首要标志呢?

一、“民主抽签”与“共和抽签”

王绍光在《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指出，“民主抽签”与“共和抽签”之区分的关键，就在于“抽签”这种遴选机制究竟是服务于民主制还是共和制。古希腊源初意义上的“民主”，，指向的是人民普遍与直接参与立法、行政与司法审判事务的政府形式。雅典的民主制在选任领导人和官员时，主要运用的是抽签这种办法，除了领兵打仗的将军等少数需要特殊才能的人才是用投票遴选的之外，绝大部分岗位的选人用人，都离不开抽签机制，这从根本上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普通人就可以承担起当家作主的责任。当然，在古希腊，实行抽选，未必是民主政体，因为一些寡头政体也会部分适用抽选，但没有抽选，肯定就不是民主政体。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的欧洲政治思想中，民主与抽签也一直携手而行，直到18世纪后期以来理论突变的发生。

但是，王绍光指出，在多年的欧洲政治实践中，抽签并不仅仅被运用于民主政体，它同样被共和政体广泛使用。民主强调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应当具有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利和机会，但共和政体更倾向于一种“几何平等”观，认为不同的人应当根据自己的不同能力，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与责任，而只有少数精英才具有治国理政的能力，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这种能力。因此，关键是如何从人群之中选拔出这样的精英，并赋予其相应权力。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自豪地宣布罗马是一个“混合政体”，它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混合在一起，元老院有权威（auctoritas），官员有权力（potestas），人民有自由（libertas）。在这样的理念之下，票选取代抽签，成为共和国选人用人的主流机制。

既然如此，抽签对于更重精英统治的共和政体，还有什么意义呢?王绍光指出，票选最大的弊端是，它总是会带来形形色色的贿选行为，而这就可能激化统治精英集团内部的矛盾；精英的内斗，又可能进一步导致权力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最终坠入君主制乃至领主制的深渊。因此，为了保证精英集团能够作为一个集团牢牢控制政权，有必要运用抽签的方法，减少选举中贿选的机会，压缩施展竞选策略的空间。因此，在历史上，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三个共和政体都运用抽签，来对票选的弊端加以补救。

为了清晰地描述抽签在雅典、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政体中的运用，王绍光系统梳理了这些政治体的政治制度，从宏观的全貌概括，到中观的机构与权限划分，到更微观的选人用人机制。他指出，罗马共和国对抽签的运用最少，主要决定已经当选的官员同僚何时、具体承担哪些职责，此外，抽签还会在外事、司法、军事、经济和宗教事务中发挥一定作用。佛罗伦萨共和国先通过推举的方式进行提名，以票选的方式进行审核，最后在核准的候选人中进行抽签，在抽签环节之前，暗箱操作的空间比较大；而威尼斯共和国则把抽签提早到了第一步——先用抽签的方法产生选举团成员，使得所有的合格人士都有机会进入选举团，选举团进而通过推选或票选，产生官员。王绍光认为，威尼斯的做法比佛罗伦萨的做法更为开放，因为凡是有资格的人士都有机会入围。但佛罗伦萨的做法会让许多合乎资格的人士在前面的阶段就被排除出去。

《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综合并提炼了国内外大量对于这四个政治体政治制度的经典研究和最新讨论，同时将对抽签与票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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