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岑仕丨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書評
《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書評
董岑仕
董岑仕，文学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献学。
对於宋代經書刊刻存世版本的考察，各類經書中不同性質的刊本（包括部分亡佚之本）興起、刊刻的年代與風尚的勾勒，對五代監本、北宋國子監校刻群經、南宋國子監校刻群經等問題，學界已有的成果甚夥[1]，然而，回到書籍形成這一層面來看，作為讀者，往往習焉不察地沉浸在通行本中，熟稔於經、注與釋文、義疏合編的面貌，而忽視書籍自身的歷史背景。群經“義疏”這一經學文獻，自身的發展軌跡又是如何的？伴隨著寫本向刻本的轉型，從單疏本，到八行本的注疏合刻本，再到十行本的附音釋注疏本，這些版本學上似乎依次出現而又各有親疏遠近的版本序列，究竟是如何加工完成的？存世的北宋本極爲罕見的情況下，南宋覆刻北宋本，究竟是依樣畫葫蘆地覆刊？還是重新規劃行款寫刻？經書的“成套性”，在不同的時間截點是怎樣完成與體現的？修版、補版等，對文本的傳遞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相對厚實的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李霖之《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聚焦於經書之義疏，以獨具一格的問題意識，完成了富於創見又頗具啟迪性的探索。
全書著眼於宋代群經義疏，探討義疏之編、校、刊、印各環節，分上下二篇，上篇集中探討義疏單疏本，下篇集中探討注疏合刻本。單疏與注疏合刻本之不同形態，代表了“義疏”出版形式的變化，意味著讀者所閱讀到的文本形態之不同，對於義疏之體式及義疏與經注關係之理解也隨之而變化。在上篇探討宋人校刻單疏本時，李霖先溯源唐代《五經正義》的成書始末與各階段的過程，隨後梳理北宋國子監的義疏校刻工作。從版本上，今存的群經義疏的單疏本，並無北宋本，僅存南宋覆刻的單疏本及從南宋單疏本而出的各種傳抄本；欲審度北宋官校義疏之“編校”成果，則必須檢討南宋覆刻群經義疏之始末與價值。在這些基礎的勾稽之後，李霖根據今存的《五經正義》唐抄本系統與宋刊本系統的不同傳本，來審度《五經正義》的唐宋差距及其中凝聚宋初“校勘”意识。在下篇探討注疏合刻本時，李霖分越刊八行本與建刻十行本兩章，分疏萃編經、注、疏的歷程中，存在从八行本之“義疏本位”至十行本之“經注本位”的嬗遞軌跡，舊有的單疏本的體式特點，漸趨泯滅。版片的修補形成的早印本、晚印本，亦蘊含著書籍內容之變化。
具體來看，李霖在前人的已有的經學研究基礎上，著眼於義疏本身的編校刊印歷程，而頗獲創見。北宋時，國子監陸續完成《五經正義》、《七經疏義》、《經典釋文》等多個階段的校刻工作[2]。前人研究中，也注意到了今存的南宋覆刻本和抄本等中的銜名頁、載於《尚書正義》單疏本、八行本前的孔維等《上五經正義表》、義疏所附牒文及《玉海》等文獻記載，然而，校刊過程中，校、覆校等程式是如何的；孔維上表與開版雕印等的先後關係；各本銜名反映的官銜，究竟是完成每道工序的官銜、抑或撰成勒版時的官銜；各經的銜名是否是陳式抑或具備獨特性等問題，仍是眾說紛紜。事實上，存世的文獻材料本身，便存在記載的齟齬，故而，事實上，一個解釋模板無法套用於所有的經疏的刊刻過程。李霖關注到在較早完成的《五經正義》中，孔維主持四經後病故，故提出，《禮記正義》主管者李至、杜鎬未參與《易》、《書》、《春秋》、《詩》的校刻工作，該書銜名頁，容與他經有不同。從官銜演變來看，《五經正義》的銜名，爲各流程（校勘、詳勘、再校）完成時各人官銜，而非銜名葉所署進書時間的官銜。孔維上表時，完成了主體的校勘和一部分詳勘，上表後繼續校勘、詳勘剩餘部分，謂“勘雕印版行用”，之後在詳勘完成後“寫版”，“寫版”後“再校”，送杭州刊刻，之後，在真宗時，動議覆校並完成覆校。《七經疏義》上，今存銜名的有《儀禮》《公羊》的校定銜名，而列銜情況，當爲銜名葉所署的刊成之時的銜名，而非校書時的官銜。李霖敏銳地觀察到在討論北宋國子監校勘群經時，銜名等究竟是校書還是刻書的反映、是完成某道工序時的官銜還是最後書成的官銜等，是需要具體分析的，亦與不同套組、不同主事人密切相關。
在南宋覆刻北宋本這一問題上，現有存世的北宋本極少，但有不少爲保留北宋本的牒文、銜名等刻書程式的南宋覆刻本。覆刻本能否是北宋刻本的版式、面貌等的反映？覆刻過程中是否會對行款等進行變動？南宋覆刻本版框的高低等，是否是北宋本的反映？除了《通典》的北宋本、南宋本能作爲研究參考以外，結合文本校勘，李霖討論了存世單疏本的面貌等，也可以對其他南宋覆刻北宋書籍的版本研究提供不少足資參考的意見。如行首、行尾處，《毛詩正義》有衍文，單疏本《周易正義》有多達六字的脫文等，故疑覆刻中版框高廣依北宋本，而每行起訖等或與北宋本有所不同。《易》《書》的單疏本在南宋覆刻較晚，可能還受到了八行本等的影響[3]。雖然，閱讀中仍然會疑慮，刻本未必無誤，北宋國子監校書亦未必無脫文、衍文等，這些假設是否僅僅是假設，但書中對於南宋覆刻本有無變更的問題思索本身便值得肯定。
宋代群經的校勘與刊刻中，從單疏到八行本注疏合刻這一歷程在經學文獻的研究領域中已多有涉及，李霖觀照南宋義疏刊刻的細節問題，指出經疏閱讀的配套性需求，故而提出，在八行本已刊的情形下，單疏本的覆刻不再爲急務，故今存的《易》《書》單疏本，從版本學鑒定上來看，當爲孝宗以後所刊（唯《周禮》之八行本，而單疏本僅存抄本，無法作版本學之驗證。）這一說解與見解，對於認識宋代的單疏覆刻本與注疏合刻本的關係頗具啟迪性。
書籍版片在刊成之後，伴隨著長期刷印難免刓損，遂又有修補之過程。存世的不少印本，往往書頁中夾雜著後期修版補版的頁面。通過系聯刻工等可知，不少書版，往往成系統地一起貯存、一併修補。版本的演進史上，李霖書中亦提供了不少可資借鑒的思考——從南宋國子監，到元代西湖書院，再到明代南雍，既包括物質實物上版片的一脈相連的修版、補版來完成一套套書版的貯存，也包括空間屬性上的遷徙。一方面，元明以來，究竟是怎樣的書版在不斷刷印、並有系統性的修版、補版過程？哪些經疏的版本得到了印行而哪些經疏的品種爲人漠視？結合宋元刊本與實存版本實物之互驗，李霖指出，群經義疏中有八行之注疏合刻本與未曾刊行過八行本而僅以單疏本留存的《儀禮》《公羊》《穀梁》《爾雅》，構成了西湖書院至南雍的群經義疏之版片群組，而補版之面貌、刻工之情形，彼此正可互證。同時，根據對經書種類的推測，疑曾有八行本《孝經》，這一假設雖大膽，而結合行款比核、字數統計等來看，似可備一說。前賢的研究中，將王國維考察而出的宋元明的遞修本貯版奉爲圭臬的同時，對於從杭州到南京的版片移動究竟完成於何時，往往闕如，書中敏銳地以公文紙印本《爾雅注疏》所用爲元明杭州地區公文紙，結合公文紙報廢時長等來看，版片留存在杭州，至少要至洪武十二年，嗣後方移貯南京，這一考證，亦具參考價值。
看似繁複而又逐一清晰劃分時代類屬的刻工系聯，背後所付出的心血，恐怕是未做過版片調查的人所不能輕易體會的。事實上，書中所整理的南宋監本至西湖書院一脈相承的刻工，外加尾崎康所鑒定的正史中三朝遞修本的刻工等，對於徵諸其他載於《西湖書院書目》《南雍志·經籍考》的書籍的確認與刻工系聯，亦將多有裨益。（明代補版多無刻工姓名，頗爲遺憾。）在這些刻工系聯中，雖然李霖提出元代可能修版、補版不止一次，但目前看來，現有的版本學研究中，尚未對西湖書院元代刻工的修補版工作形成切實有效的鑒定和分期，這一工作尚任重道遠。
一定程度上，李霖此書追索的問題意識，在不少學者看來，可能有的並非問題——版本嘛，如《書目答問》一般，找一個人云亦云的善本隨便用用就好。修版、補版，有的甚至從來不算問題。在當今的條件下，一定程度上，能見書遠逾古人的時候，在日常的閱讀中，會發現，即便專門研究文獻學乃至鑽研版本學的學者，對於古籍中的修版、換版，對於版片在修版、換版中的異文背後所蘊含的文本歷史含義，都極少措意。重視校勘，重視刷印先後，了解印本在流傳過程中因裂版、修版、補版而帶來的文字變化，了解古書並非一成不變的，尚祈時日。書中對於群經義疏的編校刊印之呈現，以文字叙述、歷史勾勒为主，顯現出的是一個歷史文獻學背景出身的學者的考史意識，讀來很是暢快。當然，對於義疏文獻史料的解釋、歷史上可能有過的刊本的推測，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未必是唯一的，書中提出的部分解釋，仍是猜測性的、可商榷的。獨略存遺憾處，在於雖然根柢經學，感覺書中對於《五經正義》的材料更爲諳熟，而對於《五經正義》以外的經疏，有時著力仍有不夠。重視不見刻本傳世的不少日藏抄本，但對於部分存世且能管窺舊藏面目的清代影抄本、校本來復原宋本《儀禮疏》在影宋刊刻中的變更，仍有所欠缺[4]。關注宋人的讀書問題時，對一些問題始終保持著好奇——宋代仁宗、神宗朝的人，讀的書，是怎樣面貌的？宋代孝宗朝的人，讀到的書，又可能是怎樣的？宋代寧宗、光宗朝的人，讀到的書，又是怎樣的？經注、經疏在他們的閱讀結構裏，起著怎樣的面貌？他們會讀到、接觸到怎樣的史籍（包括而不限於正史、雜史、本朝史）？他們讀的子書，有注無注，是哪個注本？他們又會讀到、接觸到怎樣的詩文讀本？他們讀的《文選》是李善注本還是六臣注本？宋人撰作的書志、題跋、徵引乃至用典的文本，是否是某一個刻本或寫本乃至某一異文的切實體現？與此同時，不同身份的人，如能入館閣看到藏書者，與地方履職官員、地方讀書之家等之間，閱讀與收藏之間，是否可能有差異？我們今日讀到的古人文本，是否真的逐字逐句地傳遞了古人文本的面貌，而未經後來刊刻中的輾轉錯漏倒衍？古籍綴合校、注、評、批點等原先不同屬性不同樣態的文本（和副文本）時，會怎樣操作？這些問題，有的可能有答案，有的可能從未有答案，但這些問題，始終伴隨著自己的閱讀。讀罷李霖此書，對於經書的注本、疏本問題的不少疑惑，許或是有了答案。[1]相關的專題論著，包括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年）、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爲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年）等。
[2]按，“七經疏義”，李霖書中間或作“七經義疏”，然《玉海》卷四二、卷四三均有“咸平校定《七經疏義》”條，故書評從“疏義”。
[3]此外，筆者注意到，韓悅《日本京都大學藏〈周禮疏〉單疏舊鈔本探論》（《文史》年第二期）分析京大藏《周禮疏》單疏本抄本的脫文、衍文，往往誤重或誤脫二十七字，疑《周禮疏》所抄底本爲一個行二十七字的刻本，若然，則《周禮疏》《儀禮疏》南宋刊本均爲行二十七字，而對七經疏義中的兩部禮疏的北宋本行款討論，也有深入探索的空間。
[4]此點，承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董婧宸老師提出：汪士鐘覆刊《儀禮疏》，覆刊底本之宋刻本今下落不明；乾嘉之際，此宋刻本藏黃丕烈處，另有影抄本（國圖），是了解覆刻底本在乾嘉之際面貌的重要參考；嘉道之際，宋刻本入藏汪士鐘處，道光年間，顧廣圻館於汪士鐘處，據宋刻本覆刊。另外，天一閣博物館藏顧廣圻手校《儀禮注疏》北監本，透露出顧氏自嘉慶以迄道光年間，據以校勘北監本的宋刊本之信息（包括爛版、訛誤、改字等等）。在使用汪氏覆刊本之外，也當參用黃丕烈影抄本與顧廣圻校《儀禮注疏》北監本來考察《儀禮疏》舊貌。顧廣圻《儀禮注疏》校本，另參周慧惠《天一閣藏顧廣圻校〈儀禮注疏〉考述》（《文獻》年第一期）。
注：本文发表于《唐研究》第25卷，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董岑仕老师授权发布。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jichaoguyj.com/wxjq/652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