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居说玉再谈古文献中的古玉功能，只可

古玉功能之成为问题，始于年前。秦始皇听李斯言，“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焚书坑儒，欲尽愚天下之民，上古文明，几于中绝。汉承秦火之余，视三代如梦境，搜求遗篇断简，所存有限；况世遗俗革，人亡书残，欲追先王之绪，谈何容易！

儒学经典，赖儒生整理，口耳相传，以“今文”著之简帛，其间音同字异、形近而讹者不在少数。西汉博士，谨守师法。刘歆搜出些古文经，便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激烈反对。新莽后汉之际，十多年大动乱，经传诠释进一步与先秦脱节。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白虎观会议，儒学经典被附会以微言大义，杂糅以阴阳五行，以皇帝的名义制成定论。本来朴实的上古观念，变得深奥玄远。

　　《白虎通》言及古玉功能有所谓“五瑞”说：

　　何谓五瑞？谓圭璧琮璜璋也……璜以征召，璧以聘问，璋以发兵，圭以信质，琮以起土功之事也。

　　在儒学经典所反映的殷周时期，所谓“五瑞”有没有这些功能呢？可以说找不到证据。且看《白虎通》解说这些功能的理由：

　　圭以为信者何？圭者兑上，象物始生见于上也；信莫著于作见，故以圭为信，而见万物之始，莫不自洁。圭之为言，洁也。上兑，阳也；下方，阴也。阳尊故其礼顺备也。在位东方，阳见义于上也。

　　据考古发现上古圭类玉器看，圭实源于戈矛类兵刃。汉人所谓“象物始生”、“信”、“顺”云云，以古人之耳听来，实在莫名其妙。

　　璧以聘问何？璧者方中圆外，象地；地道安宁而出财物，故以璧为聘问也。方中，阴德方也；圆外，阴系于阳也。阴德盛于内，故见象于内，位在中央。璧之为言，积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据用也。内方象地，外圆象天也。

　　璧竟然与“孔方兄”联系起来，令人哑然失笑。考古尚未见到这样的古璧，可知此亦汉代经师信口雌黄。

　　璜所以征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阴极而阳始起，故象半阴，阳气始施，征召万物，故以征召也。

　　考古发现璜多为古人随身佩饰器，有多至七八枚、十余枚相串成佩者，难以想象璜与“征召”有何干系。

　　璋以发兵何？璋，半圭，位在南方，南方阳极而阴始起。兵亦阴也，故以发兵也……

　　按学术界对璋之原型争议较多，王永波先生认为源于耒耜。不论如何，以阴阳五行释璋有“发兵”功能，不是上古先民的思想。以琮为“起土功之事”的信物，更无证据：

　　琮之为言圣也，象万物之宗聚圣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发众也……内圆象阳，外直为阴，外牙而内凑，象聚会也，故谓之琮。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琮，皆出于墓葬或祭祀坑。从时代看，琮盛行于新石器时代良诸文化，至殷周已很少见，战国以降，琮已属传世品。而春秋以前的文献中不见琮的踪影，可见当时日常社会生活中已不用琮，以琮为“起土功之事”的信物，真如梦呓。

　　由上述可知，东汉时期对古玉功能的理解，深深打上了东汉思想的烙印，不可据以研究上古。

　　先秦文献言及古玉功能而最完备者数《周礼》。《周礼》成书时代，历来聚讼纷纭，较平允者应为何休说：出于战国时人之手。3《周礼》作者确属高人，其努力掇拾周朝典制，为我们保存了不少上古三代古玉文化的实况。但战国时“礼坏乐崩”，诸子百家各逞其能。《周礼》作者本意不在探讨历史，而在为新时代国家机构绘制蓝图，故《周礼》难免打上战国时代烙印，这是通过《周礼》探究上古三代玉文化必须注意的。

　　《周礼·春官·大宗伯》：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镇、桓、信、躬四种圭具体是什么样子，学者们极力从传世品或发掘品中寻其真相，迄今无定论。笔者认为这是《周礼》作者的编派，不是周代实情。显明的证据是，其后所列谷、蒲纹璧，殷周时期尚未出现，战国秦汉年间才流行起来。4至于说以不同名称的玉圭来“等邦国”，是否周代实情也很值得怀疑。早于《周礼》的文献中，见不到这样的记载。《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公封伯禽于鲁，赐的是“夏后氏之璜”，不是什么圭；封康叔、唐叔，则未见有瑞玉。笔者认为，所谓以物品来“等邦国”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因为殷周时期，以血缘亲疏为纽带，以鬼神监临人世，哪里用得着靠某种名称的“瑞玉”来证明诸侯的等级身份？《大宗伯》又云：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六器”讲祭祀神灵，从《左传》、《诗经》、《尚书》等典籍看，以玉器献祭神灵，或沉河，或瘗埋，或置于坎坛，这一点毫无疑义。但规定礼天地四方要分别六种器形和色泽，于上古文献无征，于考古发现无证。故可肯定，这点是战国儒生的编派。

　　《大宗伯》讲古玉功能，一是“等邦国”，二是“礼天地四方”。前者未必可信，后者可以相信，但不可全信。

　　《周礼·春官·典瑞》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作者对古玉功能的理解，可归纳为一、朝聘，二、祭祀，三、符节，四、殓尸。

　　朝聘：

　　王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公执桓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旨二采二就，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

瑑圭璋璧琮，缫皆二采一就，覜以聘。

　　《左传·昭公五年》载楚薳启疆说到“朝聘有圭，享覜有璋”；《论语·乡党》说孔子“执圭，鞠躬如也”。可以相信，至少在春秋时期，圭璋等曾作为使节聘问行礼的凭据。

　　祭祀：

　　四圭有邸已祀天，旅上帝。

　　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裸圭有瓒以肆先王。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璋邸射以祀山川。

　　对自然神、祖先神的祭祀，在上古是与战争并列的最重要的事情，而祭祀活动离不开玉，这与文献与考古发现中都有许多证据。这点，下文还将涉及。

　　符节：

　　珍圭以征守，以恤灾荒。

　　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谷圭以和难，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结好。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以上诸条，在春秋以前的文献中证据薄弱，似不可信。如发兵须以玉璋为符节，聘女须以谷圭，都是作者依据战国时代特征而设计的方案，放到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殷周社会是不伦不类的。

　　殓尸：

　　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殓尸。

　　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

　　玉器在墓葬中多有发现，以玉殓尸确凿可信。至于郑玄注所谓“取向方明”、“通于天地”之类，以上古三代考古发现核对，实属无稽之谈。

　　除上述四方面，《典瑞》还提到以裸圭“裸宾客”，以璋“造赠宾客”，以及“土圭”度日影、璧羡量长度。应该说，赠宾客与古人对玉的特殊观念没有必然联系，作仪器也不一定非用玉不可，因此我们有理由不将此二项看作古玉的重要功能。

　　《周礼》而外，《礼记·玉藻》则专言佩玉：

　　古之君子必佩玉。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

　　严格说来，《礼记》非“经”，且问世较晚。但所载佩玉风尚，《诗经》中描绘甚多，考古发现更是可作充分证明。

　　研究古玉功能者还常引《越绝书》风胡子对楚王问中的几句：

　　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斫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

　　圣主使然，死而龙藏。

　　此语中有两点甚可注意：一是早期用玉，是实用工具；二是玉为“神物”，有神性，死后用以随葬（“龙藏”即垄臧）。

　　综上所述，文献中所载古玉功能，主要是朝聘（等邦国）、祭祀(礼天地四方)、符节、殓尸(龙臧)、佩饰、实用工具等六项。在上古三代，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祭祀和殓尸，实用工具是其源头，其余功能可谓由祭祀、殓尸引申而来。而祭祀和殓尸这两项功能的更深层次的动因，在于古人对玉有一种神秘的认识：玉为敬献给神灵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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