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旺丨日本的苏诗ldquo抄物r
日本的苏诗“抄物”及其文献价值
王连旺
王连旺，年生，河北衡水人，文学博士（筑波大学），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东亚文化交流史、宋代文学文献学、东亚汉文典籍整理与研究。著有《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明成化二十二年（，朝鲜成宗十七年，日本文明十八年），朝鲜成宗向明朝派出的圣节使中，有位叫李昌臣的质正官。李昌臣此次燕行的使命之一，是购买一套《苏文忠公集》，但他在北京搜求未果。幸运的是，在回国路经辽东时，李昌臣得遇进士邵奎，并诉说了购书未果之憾。邵奎闻听后邀请李昌臣参观其藏书阁，慷慨赠其一套《苏文忠公集》，以为他日不忘之资。回国后，李昌臣向成宗报告了这次奇遇，成宗大喜曰：“得好书而来，善矣！”[1]又明弘治十四年（，朝鲜燕山君七年，日本明应十年），日本国使臣弸中、智瞻等赴朝鲜求《东坡诗集》等书，朝鲜欣然允诺。[2]将两则事例串联起来，便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16世纪前后以朝鲜半岛为媒介，由官方主导的苏轼诗集在东亚的传播路经。
东亚汉文化圈内各国交流与冲突频繁的14至16世纪，元明时期的苏轼研究出现了一个相对低潮，但苏轼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却出现了一个持续两个多世纪的高峰。大量的苏轼文学作品传入日本，在皇室、公卿、平民，尤其是五山禅林中被广为阅读、注解，且在当地刊刻出版，并催生了《四河入海》等大量文献价值极高的被称为苏诗“抄物”的注释书，形成了苏轼文学在日本传播与接受的鼎盛时期。本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现存苏诗抄物的数量、类型及文本形态，进而探讨苏诗“抄物”的注释特色及其文献价值。
一、抄物的定义与苏诗抄物的数量
抄物简而言之就是注释书。日本学者柳田征司从成书时代、讲抄者身份、原典资料的类别、与讲义的关系、注释书的性质、文本及文体形态等六个方面对抄物进行了定义[3]。柳田认为，抄物主要指日本室町时代（—）京都五山禅僧、博士家、神道家、公卿、医家、足利学校庠主、曹洞宗僧侣等为汉籍、佛典及部分“日本国书”所做的注释资料群；其核心资料为讲授过程中产生的“教案”或“讲义录”形式的文本，也有部分抄物不是讲授过程中产生的；从文字上看，既有用汉字撰写的“汉文抄”，也有用假名书写的“假名抄”；从形态来看，不仅限于单独成书的注释书，也包括在原典资料中写入的“汉字假名混淆体”的批注资料，这类资料被叫做“書入れ仮名抄”（写入抄）。
此外，堀川贵司《抄物の類型と説話》一文，从原典资料、文体类型、成立时期、注释系统、注释形态、受众群体等方面，梳理了抄物文献的概念、类别、性质、变迁及作用[4]。
柳田征司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致力于调查日本现存抄物文献，先后制作了《書き込み仮名抄一斑》[5]、《抄物目録稿（原典漢集經史子類の部）》[6]、《抄物目録稿（原典漢籍集類の部）》[7]。又在《書入れ仮名抄》[8]一文中统计出日本现存抄物文献有种，其中经部种、史部7种、子部83种，集部81种，佛书66种、日本“国书”种。柳田征司《抄物目录稿·原典汉籍集部之类》著录了以下9种苏诗抄物：
（1）万里集九《天下白》（藏本较多）
（2）笑云清三编《四河入海》（藏本较多）
（3）建仁寺两足院藏林宗二、林宗和《东坡诗抄》
（4）建仁寺两足院藏林宗和《东坡诗抄》
（5）米泽图书馆藏月松宗鹤编《东坡诗抄》（米泽善本91）
（6）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抄者未详《东坡诗抄》
（7）月溪圣澄讲《东坡闻书》（宫内厅书陵部藏）
（8）文英清韩讲《东坡闻书》（庆应义塾大学佐藤道生教授藏）
（9）江西龙派讲、胜刚长柔抄录《东坡诗抄》
除柳田著录的9种之外，笔者又调查到以下17种苏诗抄物：
（1）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大岳周崇《翰苑遗芳》
（2）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写入抄”
（3）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元刊类注本所附“写入抄”
（4）米泽图书馆抄者未详元刊类注本（米泽善本90）所附“写入抄”
（5）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藏宋末元初刊类注本所附“写入抄”
（6）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黄善夫家塾刊类注本所附“写入抄”
（7）大阪府中之岛图书馆藏元刊类注本所附文英清韩“写入抄”
（8）尊经阁文库藏瑞溪周凤《坡诗脞说》
（9）岩濑文库藏朝鲜铜活字版类注本所附彭叔守仙“写入抄”
（10）京都大学图书馆谷村文库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写入抄”
（11）天理大学图书馆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写入抄”
（12）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写入抄”
（13）成篑堂文库藏天隐龙泽旧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写入抄”
（14）成篑堂文库藏清见寺旧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写入抄”
（15）东洋文库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嘉吉元年（）“写入抄”
（16）阳明文库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近卫信尹题识本“写入抄”
（17）东京卧游堂书店旧售文明十四年移录江西龙派训点本[9]。
以上26种资料中，大岳周崇（—）《翰苑遗芳》约成书于14世纪末，是现存最早的苏诗抄物；大阪府中之岛图书馆藏元刊类注本所附文英清韩“書入れ抄（写入抄）”完成于天正十九年（），成书时间较晚；年，笑云清三所编《四河入海》收录了《翰苑遗芳》《坡诗脞说》《天下白》《一韩听书》等4种抄物，是苏诗抄物中的集大成之作；月松宗鹤（—）编《东坡诗抄》（米泽善本91）收录了10种抄物，是收录抄物种类最多的文献，但可惜现在仅存全卷的约六分之一。
二、苏诗抄物的类型与形态
苏诗抄物多以讲义录的形式保存与流传，以汉文记述的被称为“汉文抄”类型的苏诗抄物，《翰苑遗芳》即是此类文献；在宋元版、五山版、朝鲜铜活字版苏诗类注本上直接书写的批注被称为“写入抄”，此类文献多是“日本坡诗讲谈师”的“备课教案”及其誊录本，是最原始的苏诗抄物，种类数量也是最多的，上述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黄善夫家塾刊类注本所附“写入抄”便是此类的早期抄物。此本 的特点是抄录了大量施顾注与赵次公注等南宋古注，与大岳周崇《翰苑遗芳》的内容重合度很高，极有可能是大岳周崇的“写入本”。
利用该本与《翰苑遗芳》相互参合，可以离析出多条《翰苑遗芳》未标姓氏的施顾注与赵次公注。
主讲的禅师授课时，列席讲诗会的禅僧们会直接把讲谈师讲授的内容用当时的口语记录，整理成册后便成了“假名抄”，《四河入海》所收的《一韩听书》便是此类。苏诗讲谈师世代相传余年，讲谈师们留下的内容像滚雪球一般愈来愈多，后世禅僧们往往收集多人的抄物类聚编集，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层累型、类聚型注释书，《天下白》《四河入海》等即是此类。
东福寺藏笑云清三自笔稿本《四河入海》卷一之一
随着抄物内容的逐代累加，集大成式的类聚抄不断出现，这直接影响了抄物的文本形态。当禅僧们在原典资料上没有空间抄写诸类抄物时，自然会想办法解决抄写空间的问题，方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离开原典资料另外抄录重编，笑云清三编纂《四河入海》时即采用此法。
另一种是通过改装原典资料制作出更大的纸幅进行抄写，米泽图书馆藏抄者未详元刊类注本（米泽善本90）所附“写入抄”及月松宗鹤编《东坡诗抄》便是很好的例子，后者尤为典型。该本以朝鲜铜活字版《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刘辰翁批点本为底本，将底本的一叶去掉版框以外的部分，剪去版心，再剪裁为四等分，基本上隔叶贴于高36.5cm、宽26.2cm的和纸之上后（a左下方，b右下方），再绘制上版框及版心，并于和纸的余白处抄写与本叶所附底本内容相符的10种抄物。
三、苏诗抄物在日本的流布与印行
从现存抄物来看，禅林以外，只有林宗二、林宗和等少数人有传写抄物，绝大部分的传抄者是五山禅僧。由此可知，在庆长、元和年间古活字本《四河入海》印行之前，苏诗抄物的流传范围几乎仅限于五山禅林之中，流传度并不广。
从流传区域来看，越后（今新潟县）曹洞宗禅僧月松宗鹤编于天正十三年（）的《东坡诗抄》抄写了10种抄物，帮助苏诗抄物在16世纪后期已经从文化中心的京都地区远播至越后，且抄写者中出现了曹洞宗禅僧，丰富了苏诗在日本的受容群体，这也是曹洞宗禅僧参与外典研读活动较早的案例[10]。
庆长、元和年间（—），日本印行了古活字本《四河入海》,该本现存17种。即国会图书馆藏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2种、东洋文库藏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大东急纪念文库藏本、静嘉堂文库藏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国语研究室藏本、蓬左文库藏本、お茶の水大学成篑堂文库藏本、熊本大学附属图书馆永青文库藏本、阳明文库藏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本、积翠轩文库藏本、龟井孝藏本、冈见正雄藏本、土井洋一藏本。通过对以上藏本递藏过程的考察，可大致了解江户时期古活字本《四河入海》的流布情况，进而探讨中世五山禅林中勃兴二百余年的苏轼诗学在江户时期的延续、影响及嬗变。
—年，中田祝夫影印出版了苏诗抄物的集大成之作《四河入海》[11]，该本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古活字版移点本（将抄物原稿中的朱批、墨批及日文训点等忠实地移录到古活字本）为底本，比较接近抄本原貌；年，冈见正雄、大冢光信影印的《抄物资料集成》中也收录了《四河入海》[12]，该本以宫内厅书陵部藏无移点的古活字素本为底本，全失抄本原貌，在底本选择上有严重疏漏。除《四河入海》外，尚未有其他苏诗抄物的影印或整理本问世，苏诗抄物的基础文献研究工作尚待加强。
四、苏诗抄物与五山版苏诗类注本
苏诗抄物虽然种类繁多，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均以《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宋元版类注本为底本，这与五山禅林中研读苏诗时使用的“讲谈”形式有密切关系，禅僧们不是各自研读，而是跨寺院、跨派别地聚集在一起来闻听某一位坡诗讲谈师授课，授课时如果没有统一的“教材”，授课则难以推进。所以，苏诗类注本便成了他们的“通用教材”。五山版刊印之前，“通用教材”主要来自中国，室町后期还有少量来自朝鲜的铜活字版。室町时期之所以覆刻如此多的苏诗类注本，正是由于宋元版传入日本的数量已远远不能满足禅僧们的使用需求所致。要解决“教材不足”的矛盾，方法无外乎三种。
一是抄写。上述东京卧游堂书店旧售日本文明十四年（）移录江西龙派训点本苏诗类注本5册，该本原有8册，阙第2、3、8册（卷4至9、23至25）。册首有题跋：
旧本□九百九十 也。诗一千四百七十二首也。文明十三年辛丑林钟廿六日相国寺于鹿苑院之衣钵阁初书之，次之壬寅仲春十又八日嵯峨鹿王院北窗下而书之了，次之癸卯季春于北山之鹿苑寺，江西之点以人之所称之本写之，后览直过惟幸。文明癸卯孟夏下旬志焉。辉子。
由此可知此本抄写之过程。该本可贵之处是移录了江西龙派的训点，以此为依据，使对现存苏诗抄物训点系谱梳理成为可能。
二是引进朝鲜本。关于朝鲜本流入日本，一般认为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从朝鲜大量劫回的。但从笔者的研究来看，在万历 以前，至少有市立米泽图书馆藏本、岩濑文库藏本等两种朝鲜铜活字版苏诗类注本已经传入日本并被五山禅僧用于苏诗讲读活动了。而且，《朝鲜王朝实录》中也有日本派使赴朝鲜求苏轼诗集的记载[13]。
三是复制，即刊刻五山版苏诗类注本。川濑一马《五山版の研究》上卷《解说篇》[14]录入了以下23种五山版类注本东坡诗集，又在《新修成篑堂文库善本书目》[15]中增录了1种，计有24种：
（1）宫内厅书陵部藏林罗山旧藏本
（2）宫内厅书陵部藏长得院旧藏本
（3）宫内厅书陵部藏松平乐翁旧藏本
（4）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盐田屯旧藏本
（5）成篑堂文库藏天隐龙泽手泽本
（6）成篑堂文库藏清见寺旧藏本（《新修成篑堂文库善本书目》著录）
（7）东洋文库藏嘉吉元年写入本
（8）东洋文库藏冈山国清寺旧藏本
（9）静嘉堂文库藏本
（10）大东急纪念文库藏本
（11）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一）
（12）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二）
（13）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零本（卷十五、十七、二十五，计三卷）
（14）京都大学谷村文库藏本
（15）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本
（16）宫城县立图书馆藏本
（17）松平家披云阁文库藏本
（18）阳明文库藏本
（19）尊经阁文库藏本
（20）三井家旧藏本（一），十四册
（21）三井家旧藏本（二），十册
（22）天理图书馆藏石井氏积翠轩文库旧藏本
（23）天理图书馆藏零本（卷十二）
（24）布施卷太郎藏本
笔者已经对第（1）（4）（5）（6）（7）（9）（11）（14）（18）（22）等10部进行了确认，均附有“写入抄”。可以推想，尚未调查的14部中附有“写入抄”的可能性极高。五山版中同一种书存有24部是极为罕见的，也从一个侧面帮助苏轼诗歌在日本中世禅林中普及程度之高，书上所附禅僧们的“写入抄”更增加了该书的文献价值。这里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整理影印日本五山版汉籍时，是从刊刻艺术角度考虑选择洁净整齐的版本，还是从文本价值角度考虑选择满纸“写入抄”的版本呢？以（5）天隐龙泽旧藏本为例，将该本中的“写入抄”与月松宗鹤编《东坡诗抄》中收录的天隐龙泽抄物进行对比，即可判断该本中的“写入抄”是否为天隐龙泽自笔写入本，若能判明则可全面了解天隐龙泽的苏诗研究，其文献价值之高不言自明。
五、繁杂但有序：苏诗抄物的注释体例与特色
五山禅僧以宋元版类注本为基础，利用海内散逸的施顾注、赵次公注等资料，并大量引用南宋中期以来出现的《翰墨全书》《方舆胜览》《杭州图经》《咸淳临安志》《东都事略》《言行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通鉴》等重要的宋代地理、人物相关书籍。这些书籍多成书于南宋中后期，故未能被赵次公等南宋初期注家采用。又因在清代流传不广，清代注家也极少使用。从这个角度看，苏诗抄物在引用材料方面完全可以和宋人、清人相媲美。关于苏诗抄物的注释体例及特色，笔者以《四河入海》为例，从题注、分段、校勘、诗语诗句的解释、全篇概括等五个方面展开，撰写过日文论文[16]，现概述其要如下：
诗歌中的题注主要解决创作时间地点、有关人物等事项，对理解作品非常重要。苏诗南宋古注本中，施顾注的题注最为详细，施宿专门参考《国史》等资料[17]制作了苏轼的年谱，并将年谱有效地运用到题注中。《四河入海》很好地继承了施顾注的这一特点，把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频繁引用。除此之外，还大量参考了何抡《三苏年谱》及傅藻《仙溪纪年录》。
注释诗中涉及到的宋代人物时，《四河入海》频繁引用《东都事略》《言行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通鉴》等南宋中期以后出现的书籍，注释尤为详尽。
注释地名、楼阁、历史遗迹时，《四河入海》频繁引用《方舆胜览》《杭州图经》《咸淳临安志》《翰墨全书》等南宋中后期出现的方志、类书，显示出五山禅僧对中国地理的好奇心与熟知度。
我国的诗歌注释多注重字词解说与名物考据，对诗歌作品进行全面或分段分析则多见于诗话或宋末元初兴起的的批点之学。南宋的注释家中，赵次公是个特例，他在注释杜诗时便采用了分段分析的方式，五山禅僧在注释苏诗时继承了赵注的特点。关于这一点，瑞溪周凤《刻楮子瑞溪脞说叙》中有明确记载：“长篇分段，盖拟赵次公杜诗之解也。”
苏诗的诗歌在其生前便已出现文字异同，至南宋时，随着苏集的大量印行，异文的情况也愈来愈多，成为南宋的苏诗注家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比如，施顾注本大量引用了墨迹及石刻资料对苏诗进行了校勘[18]。和南宋注家一样，五山禅僧也非常重视对苏诗文本的校勘。从《四河入海》的引书情况看，他们所用的校勘资料有《东坡集》《东坡文集》《大全集》《东坡别集》等宋刊东坡集，还广泛搜罗了大量宋元刊本、五山版等苏诗类注本，以“无批语本”“无批语唐本”“增刊本”“批语本”“和本”“日本本”“日本版”等略称。又将新近从中国传入的刊本称为“新度唐本”“新渡增刊本”等等。因为苏诗类注本是禅僧们讲授或学习时的“通用教材”，故而才出现了这么多的版本。除此之外，中国注家在校勘时使用频度不高的《丛林盛事》《事文类聚》《渔隐丛话》《方舆胜览》《冷斋夜话》《诗学大成》《东京梦华录》等书也频频出现在他们的校勘中。
除了题注、分段、校勘之外，苏诗抄物在注释诗歌词句时，多用日语的俚语、谚语、连歌，或者将中日两国的人物与实物进行类比，且多使用图录，是日本文化视角下的苏诗解读，时有新意，可为苏诗文本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对研究苏诗文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诗抄物以宋元版、五山版、朝鲜铜活字版等苏诗类注本为底本，大量引用中国本土已经散逸或部分散逸的施顾注、赵次公注等宋人古注，仿照赵次公注杜甫诗的体例，广泛利用宋人所编苏轼年谱、史籍、诗话、方志、韵书、类书、丛书、佛典等资料，对苏诗进行文本校勘、字词释义、分段赏析，并对南宋旧注及日本古注进行辨析，兼具集注与疏证的特点。可以说，五山禅僧们的苏诗注释充分吸收了南宋注家的已有成果，是在南宋以来的苏诗研究系谱下继续进行的研究活动。
六、辑佚的宝库：赵次公佚诗的发现与佚注的复原
伴随着宋学的传入，中世日本的学术风尚随之一变，大量宋代典籍传入日本。五山禅僧们在注释苏诗时大量引用了南宋古注及其他宋代文献，使苏诗抄物成为重要的辑佚材料，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日学者都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年，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在大岳周崇《翰苑遗芳》中辑出大量施顾注、赵次公注，汇集为《苏诗佚注》[19]出版；年，王水照利用苏诗抄物及其他资料，整理出《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20]；董舒心先后发表《论日本苏诗注本四河入海的文献价值》[21]、《四河入海所引苏诗佚注与东坡别集》[22]，强调了《四河入海》的引文中包含大量中国本土已佚文献，并以《东坡别集》为例进行了探讨；卞东波总结了苏诗施顾注的现存状况及前人辑佚的得失，指出以嘉定原刊本为底本，参校景定再刊本，并以《翰苑遗芳》中所引的施顾注为补充，同时参考《四河入海》的古钞本和据古钞本“移点”的古活字本，可以高度复原宋刊本施顾注[23]。除上述成果外，笔者近年来致力于赵次公“和苏诗”及苏诗赵次公佚注的整理研究。
（一）赵次公“和苏诗”
从《四河入海》中辑佚出南宋初期的 注释家赵次公的“和苏诗”47首，先后发表3篇论文[24]，整理了赵次公的存世作品，对赵次公“和苏诗”的创作年代、诗歌数量、刊刻流布、诗歌风格及作为诗人的赵次公在南宋诗坛重新登场的意义进行了考察。
赵次公以《东坡集》及《后集》为底本，遍和苏诗余首，绍兴六年（）至十八年（）的十余年间，“和苏诗”的创作已完成近半，而这一时期与其完成《杜诗先后解》的时间有部分重合，次公之子赵虎将“和苏诗”与《杜诗先后解》合刊行世，此书亦称《男虎录》。《男虎录》曾流布至南宋首都临安，但至十三世纪中期，除有少量私家收藏外，已不流通于书肆。十五世纪前后，该书东传日本，为五山禅僧注苏诗所用。
赵次公“和苏诗”可依内容分为以人物为中心的和诗与以事物为中心的和诗两大类，进一步细分可归纳为“代和类”、“和补类”、“同题拟作类”等三小类。其诗风兼有宋诗理趣及江西诗派的特色，又由于“和苏诗”与苏轼原诗同题同韵，具有拟作的性质，少数作品明易通畅，亦有全篇皆用拟人法的作品，受苏诗的影响较为明显。
（二）赵次公的苏诗佚注复原
南宋 诗人刘克庄（―）在《跋陈教授杜诗补注》中将赵次公与杜预、李善、颜师古等堪称典范的注释家相比肩，对其注释水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可惜其苏诗单注本久已亡佚，仅能从宋刊《集注东坡先生诗》前后集残卷及题名为《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一系列类注本的引用中窥其一斑。宋刊《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十八卷，现存卷一至四，该书现藏国家图书馆，尚未影印出版，难以得到学界的广泛利用。因此，一般将不见于旧王本的赵次公注称为赵次公佚注。
笔者曾撰写论文指出[25]，清代的冯应榴（―）及日本学者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曾从事过苏诗赵次公注的辑佚工作，但存在辑佚范围不足、使用材料不充分、对注者不详的佚注缺乏辨析等问题。自冯应榴、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之后，苏诗赵注的研究及利用虽未间断，但多为探讨赵注的注释方法、诗学阐释，而赵注辑佚及整理的基础性研究却较为滞后。
辑佚赵次公注有四大资料源，分别为：（1）《集注东坡先生诗》前后集；（2）宋元版、五山版、朝鲜版旧王本（类注本）；（3）《四河入海》；（4）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黄善夫家塾本等宋元版、五山版、朝鲜版《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所附“写入抄”。
关于各类材料的，笔者在上述论文中已加以梳理辨析，现仅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黄善夫家塾本等宋元版为例加以介绍。
南宋黄善夫家塾本苏诗类注本存世二种，除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外，国家图书馆也藏有该本。与国图藏黄本相比，书陵部本具有以下优点。
（1）卷帙统一完整。国图藏黄本卷一至四、九至一二等八卷为他本配补。而书陵部藏黄本除了缺少目录、序跋外，正文部分的二五卷较为完整，且无配补。
（2）误、脱、倒处有校改。黄本虽被认为是现存最早且 之版本，但正如刘尚荣先生指出的那样，有大量的误刊、脱字、颠倒等现象。书陵部本的批注中将此类错误用朱笔或墨笔一一进行了校订。
（3）批注中抄录了大量的赵次公注、施顾注。书陵部藏黄本的版框四周及行间空白处抄录了大量的赵次公注、施顾注，笔者将这些批注与《翰苑遗芳》进行比较后发现，二者内容大致相同，初步推测，该批注或为《翰苑遗芳》的底稿。
该本批注中抄录的赵注可谓俯拾皆是，故不再示例。有些注以“赵云”“次公云”来标示注家，有些注标示“集注赵云”，不仅标明注家，还明确了文献来源；抄录者使用了十家注本《集注东坡先生诗》前后集。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距今为止，尚不知道旧王本未收的赵次公佚注是以何种文献形式出入日本的？而十家注本《集注东坡先生诗》前后集的东传告诉了我们部分答案。由此可以认为，书陵部藏黄本是现存较早、收录赵注较多的 版本。基于此发现，可推进苏诗赵次公单注本的复原工作。
七、结语
南宋中期和清代是苏轼研究史上的两个高峰，出现了大批高水平的苏诗注家。日本五山禅僧的注释活动介于南宋与清代之间的元明时期，使这一时期的苏轼研究出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异趣。自惟肖得岩（—）、大岳周崇以来，五山禅林中的坡诗讲谈师世代传授、研习苏诗两个多世纪，他们作为日本最 的知识阶层，跨越法系、学系的拘囿，以苏诗类注本为“通用教材”，广泛搜集各类苏集文献，以“讲谈”的方式研读苏诗，造就了这一时期东亚苏轼诗学研究的高地，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注释材料，使进一步辑佚整理苏诗文献成为可能。他们对“通用教材”的需求，也促进了五山版苏诗类注本的出版。
苏诗抄物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可以作为苏轼诗歌批评资料、苏轼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资料、中国典籍在海外的流布及辑佚资料，以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加以利用。从影印整理来看，仅有日本的语言史专家影印出版过《四河入海》一种苏诗抄物，诸如月松宗鹤编《东坡诗抄》及宋元版、五山版、朝鲜版苏诗类注本“写入抄”等大量珍贵文献亟待发掘整理；五山禅僧们对苏诗的注释可以大大丰富苏诗文本批评资料，为作品解读提供一个日本视角。因此，整理或利用苏诗抄物时，不能只限于苏诗“汉文抄”，苏诗“假名抄”中也含有很多真知灼见和苏轼文学在该时期受容情况的重要信息，应摒弃语言和国界的限制，将苏轼诗歌的研究置于东亚坐标中，作为经典的区域文学加以关照。
[1]事见《成宗实录》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条。
[2]事见《燕山君日记》七年九月十七日条。
[3]柳田征司，《室町時代語資料としての抄物の研究》，东京：武藏野书院，，5页。
[4]堀川贵司，《続五山文学研究：資料と論考》，东京：笠间书院，，56—72页。
[5]柳田征司，《書き込み仮名抄一斑》，《愛媛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第2部第9卷，，1—20页。
[6]柳田征司，《抄物目録稿（原典漢集經史子類の部）》，《訓點語と訓點資料》第70号，，1—页。
[7]柳田征司，《抄物目録稿（原典漢籍集類の部）》，《訓點語と訓點資料》第号，4，3—82页。
[8]柳田征司，《書入れ仮名抄》，《室町時代語資料としての抄物の研究》，东京：武藏野书院，，—页。
[9]承金程宇教授赐教，该书已被日本国学院大学购入。
[10]关于月松宗鹤编《东坡诗抄》及其苏诗抄物在越前的流布、曹洞宗禅僧参与苏诗文学活动，可参见拙稿《市立米沢図書館蔵『増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殘7巻考——朝鮮銅活字版の底本を中心にして》，《中国文化》第75号，，1—13页。
[11]中田祝夫整理，笑云清三編，《四河入海》，东京：勉诚社，—。
[12]冈见正雄、大塚光信，《抄物资料集成》，大阪：清文堂，。
[13]《燕山君日记》七年（）九月十七日条载：“日本国使臣弸中、智瞻等求《东坡诗集》《碧岩录》《黄山谷》等册。命给之，『碧岩录』未知何册，其问于弸中。”
[14]川濑一马，《五山版の研究》上卷，，页。
[15]川濑一马，《新修成篑堂文库善本书目》，，页。
[16]王连旺，《蘇詩注釈書としての『四河入海』》，《筑波中国文化论丛》第33号，，49—75页。
[17]施宿在《东坡先生年谱》的跋文中提及：“宿即略采《国史》谱先生之年而系其诗于下”。引文见郑骞、严一萍编《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页。
[18]关于施顾注本利用墨迹、石刻资料校勘的研究，详参浅见洋二《校勘から生成論へ:宋代の詩文集注釋、特に蘇黃詩注における眞蹟?石刻の活用をめぐって》，《东洋史研究》第68（1）号，9，34—69页。
[19]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苏诗佚注》、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1]董舒心，《论日本苏诗注本四河入海的文献价值》，《古典文学知识》，，—页。
[22]董舒心，《四河入海所引苏诗佚注与东坡别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页。
[23]卞东波，《域外汉籍与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之研究》，《文学遗产》年第6期，20—31页。
[24]王连旺，《赵次公“和苏诗”辑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7辑，南京：凤凰出版社，，36—53页；王连旺，《赵次公诗文汇校稿》，《筑波中国文化论丛》第34号，，—页；王连旺，《诗人赵次公初探》，《新宋学》第5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页。
[25]王连旺，《苏诗赵次公注的辑佚与整理新考》，《古典文献研究》第21辑上卷，南京：凤凰出版社，，—页。
注：本文发表于《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十九、二十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年），为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苏轼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C）阶段性成果。此据作者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连旺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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