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傅及斯ldquo歹勺r

提要　敦煌汉文人名材料中有一个常见的音译词“悉”，其中“”字的音义和来源一直没有很好的解释。高田时雄（）考订“”为藏文词汇stag中“tag”的对音，是由“歹（多）”与“勺”反切合音而成的一个字，读端母铎韵。本文认为“”字并非由偏旁反切合音形成，而是藏文字母??（tag）形体“汉字化”的结果。

敦煌汉文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含有“”的人名，如上悉夕（ДｘV）、郭悉忠（P.）、悉心儿（S.C-1）、氾悉力（BD）、康悉心（P.V-6）、唐悉子（BD）、彭悉（S.V-6）等，此字学界一般释录作“”（有时也录作“的”“约”“殉”），但其音义为何，却是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

1.“”字反切造字说

高田时雄（）将藏文音译词“悉”与藏文人名中习见的stag（亦译为“悉诺”，意为老虎）一词对应，指出“”是专为记录藏文词“stag”中“tag”这一音节新造的汉字，即“歹（多）[ta]”+“勺[?iak]”——“[tak]”。“歹（多）”《广韵》得何切、歌韵端母，代表反切上字；“勺”市若切、药韵禅母，代表反切下字；两字相切，以一种特殊的造字法构成了“”字。　　

高田文将“”与藏文“stag”中“tag”的音节相对应，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笔者对其中大部分观点都十分认同，但有关“”字造字方法一节，仍有不少疑问。将“”看作由“多”与“勺”反切而成的字，虽然读音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始终无法解释写本中“”字从“歹”而不从“多”的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将“歹”还原为“多”再进行合音与文字产生的逻辑不符。

徐复等先生讨论“歹”字的来源时，曾提出“歹”源于藏文字母的论断，受此启发，我们推测“”的构形理据或许并非来源于声，而是来源于形。

2.“”为藏文字母“??”的汉字化

“”不见于后世材料，仅见于敦煌汉文文献中的人名材料，以“悉”为名者在写本中有数十例，其中“”的字形可能经历了两个时期的变化。

1）早期文献中的“”字从“歹”从“勺”，结构清楚、明晰，如作（S.V-1）、（P.V-2）、（P.V-2）等。除上述规范的书写形式外，写本中还有如（S.C-1）、（ДｘV）等手写变体。

2）在“”的基础上，“歹”旁的起笔短横脱落写作“夕”，整字成“”形。如（BD）、（P.V）、（P.V）、（P.-2）。这一阶段的“”，书手在手写过程中，字形或发生内部类化，出现两个“勺”字并列之形，即写作“”形，如（S.V-6）、（P.V-6）、（BDV-2）、（P.V）。

此外，受手写体影响，“”字从产生以来，便不断出现一些在“”的基础上产生的偏旁结构变形的字例，如（IOL.T.J.）、（P.V-2）、（BD）、（S.）等。

同时，敦煌藏文材料中，作为人名出现的“stag”有数百例之多。藏文???（stag）中字母?（sa）为上加字，对音时一般作“悉”或“思”，如吐蕃时期著名的stongsar部落便译作“悉董萨”或“思董萨”。在藏文写本材料中，???有时书写较为规范，如（P.t.）；有时较为潦草，如（P.t.）。连笔书写时，上加字?（sa）与基字?（ta）会有部分笔画重叠，以（P.t.）为例，左上部即上加字?（sa），左下部即基字?（ta），左侧上部折笔即?与?共有的笔画，左部形体看上去像是起笔处多一折笔的“歹”字，实际上是由?与?二字母共同组成的；其中的基字（?），则与汉文材料中“”字的左旁非常接近。同时，???中后加字?（ga）的形体与汉字偏旁亦有一定的可比性。?（ga）在实际书写中多以两种形态出现，一种书写较为规范，如（P.t.63）、（P.t.）；一种书写较为潦草，如（P.t.-30）、（P.t.）。从形体上看，藏文字母?（ga）可写作形或形，以汉字偏旁类比，将其看作“勹”“勺”“匀”“勾”“??”等形皆有可能。另一方面，从语音上看，tag所记之音与“勺”的韵部最为相近，时人以“勺”作为偏旁，应该也有读音方面的考虑。这种字形演变的现象，学者称之为汉字的“变形音化”。所以“勺”作为“”字偏旁，兼有形、音两方面的功能。

３.“”的行用时代及社会背景

敦煌写本中能确定的时代最早的“”字用例是年的“论悉夕”“论悉息”（S.V-1），其余则都见于9世纪初吐蕃统治时期至10世纪末归义军晚期的文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S.《丑年八月令狐大娘诉张鸾侵夺舍宅牒》，这份诉状文书另有一件异本IOL.T.J.+IOL.T.J.B《诉张鸾鸾侵夺舍宅牒》，两份文书内容一致，诉状中涉及的吐蕃官员，前者作“论悉诺息”，后者作“论悉”。据岩尾一史（：）考证，这两份诉状的年代为年，是现在可以考知确切年代的“悉”的较早用例，也是“悉”与“悉诺”作为同名异译出现的重要证据。

高田文指出以“悉诺”为译名的名字前常冠有“尚”或“论”，多为吐蕃高官之名；而在敦煌汉文人名材料中，“悉”前除了少部分冠有“尚/上”和“论”（早期文书）外，其他大部分都冠有汉姓，如“唐悉子、王悉子、唐悉力、氾悉忠”等。“汉姓+藏名”这样的组合，他们可能是会藏文的汉人，也可能是会汉语的藏人，不论哪种情况，都表明当时敦煌社会汉藏双语化的程度相当高。

４.“歹”来源于藏文字母“?”

徐复（、）最早提出汉语中“歹”字来源于藏文字母?（ta）这一观点，并详细论证了其在汉语世界中具体的产生过程及流传情况。具体而言，“歹”字是蒙古时期蕃僧造来记录人名、地名等的记音字，如元刊本《南村辍耕录》卷一有“扎剌儿”“忽神忙兀”“瓮吉剌”“别剌”等，其中的“歹”字但取译音，并无其他意义。他认为“歹”的出现可能与蒙古新字有关，其形体本于藏文字母?。又，宋代记录蒙古语异心及恶逆之“?”，在元代亦借作“歹”，“书汉文之体作?，藏人书以藏文之体作歹，形体虽异，语源则通”。其后汉人不知“歹”字本义，袭用为不好之通称。

既然藏文字母?能变形作“歹”，那么??汉字化为“”也是极有可能的。从现有材料来看，由于“”字仅见于敦煌地区的藏经洞文献，并不见于字书及后世文献用例，所以我们暂时无法肯定“歹”字的产生是否与“”字直接相关。

５.结语

本文所谈的“”字，与徐复等前辈学者所论的“歹”字，都可能是藏文字母“汉字化”的具体例证。长期以来，有关汉字借形于藏文字母的讨论仅有“歹”字一例，“”字不仅为“歹”字源于藏文字母说新增一则例证，而且还将这一现象由“歹”字出现的宋末元初，提前至9世纪初的唐代社会。

参考文献

高田时雄《说“”》，《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十四号。

蒋冀骋《“歹”见于敦煌文献吗》，《古汉语研究》第4期。

李思纯《说“歹”》，《江村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载于《史学季刊》年第一卷第二期。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土肥义和（编）《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汲古书院。

徐复《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第40卷22期。

徐复《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

岩尾一史《チベット支配初期の敦煌史に关する新史料——IOLTibJとIOLTibJ(B)》，《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五号。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傅及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学，目前专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写本整理、敦煌文献中的汉藏语接触研究。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网信室编辑

今日语言学语言之妙妙不可言长按指纹，识别加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jichaoguyj.com/wxbz/11676.html